作者：我方特邀作者竹映月江

說起國祚不足百年的元王朝，一大槽點就是“驕奢淫逸”。比如元朝著名的“絲綢加金”技術，就曾被朱元璋當作“糟錢”的典型事跡，一度痛批到抬不起頭來。

然而，隨著時代的發展，曾被朱元璋痛批的“絲綢加金”，卻搖身一變，成為了明朝中后期的搖錢樹，算是完成了一場逆天翻盤。

那么，“絲綢加金”這場漂亮的翻身仗，究竟是如何打響的呢？

一、燒錢工藝

元王朝取得天下后，便對中原地區的絲織品愛不釋手。每逢朝會慶典，元朝政府都要使用大量的絲綢金緞。為此，元王朝專門設置了遍布中央各部門，以及皇親國戚門下的官辦織染局院，以便為元朝貴族提供綾羅錦緞。

最繁榮的時候，僅工部體系內的織染局院就有12個提舉司、38處局院，而地方上的織造局更是數不勝數，有的州縣還設置了與織造相關的手工業局院等，甚至連漠北高原上的儉州，也出現了“漢匠千百人居之，織綾羅錦綺”的盛況。

古代官辦紡織機構的規模，就這么在元代登頂數量之最。而元代的紡織業，也由此進入一個高速發展的新時期。

官辦織染局院遍地開花的同時，元朝政府對紡織品的質量及產品規格也有著嚴格的要求。比如元朝政府規定，諸局院造的段匹，要“上位用八托六托段匹，各幅闊一尺四寸五分”；“諸王百官長八托六托段匹，各幅闊一尺四寸”。

除了精確到寸的規格要求，元朝政府還指定了專門的局院，生產銷金織物及特定顏色紋樣的絲織品。這些專門打造的絲織品，同樣有著嚴格的生產標準，一旦出現“紕薄窄短”或是“粗糙低劣”的情況，元朝政府就會立刻退貨，并且要求生產商自備工價賠償。

在這樣大規模生產外加嚴格的工藝要求下，元朝的絲織技術得以空前發展，從而推動元代的絲織業腦洞大開，探索起“絲綢加金”的技術來。

所謂“絲綢加金”，顧名思義，就是在絲綢上加金線，做成加金織物。早在宋代，“絲綢加金”的技術便已趨成熟。當時遼金境內，已有回鶻商人用五色線織成袍，并在其中加入金線，帶來一抹別樣的遼金風情。

宋代小打小鬧的“絲綢加金”技術，在元代卻蔚然成風。元朝人在宋代“絲綢加金”的基礎上，融合了阿拉伯、波斯織錦工藝的元素，形成了極具特色的元代織金錦——納失失。

（元朝納失失披風）

這種織金錦一經推出，就大受元代貴族及官員們的喜愛。據史料記載，元代的官服中，規定“壹品貳品服渾金花，參品服金答子”；“命婦壹品至參品服渾金，肆品伍品服金答子，陸品以下惟服銷金并金紗答子”，一連串金光閃閃的記載，不難看出元朝人對織物加金的巨大需求量。

為了滿足達官貴人們的需求，元朝政府專門在弘州和蕁麻林，設置了納失失局，還招募了3300戶擅長織造納失失的能工巧匠，專門從事納失失的生產工作。

不僅如此，《元典章》還特地規定了織造納失失的條列，將生產細節、工藝要領及偷工減料的處罰交代的明明白白，算是把這項燒錢事，推向了大規模生產的高潮。

于是，大量琳瑯滿目的“加金絲綢”，就這樣在元朝風靡天下，成為元王朝一個閃亮的時代特色。當然，這也燒掉了大把的錢，誰讓這些織物美則美矣，卻織的都是真金白銀呢。

二、絲綢加金

歷史的風云瞬息萬變，1368年，徐達率25萬大軍直逼元朝京師大都，元順帝倉惶北遁，千里江山，轉眼盡歸大明。

明王朝開國后，朱元璋厲行節儉，這讓曾經風靡一時的“絲綢加金”風氣，迅速退出主流舞臺，僅僅在明朝官員的服飾中，才能殘留些許存在感。

比如洪武元年，《大明令》便規定“官一品二品服渾金花，三品四品服金答子”，而洪武四年，明朝政府更是明確提出，明初官服以飾金的種類和花樣來區別等級，其中最高等級為織金，其次為金繡，末為銷金。

如此一來，“絲綢加金”便成了明初官員的等級象征，一度在大眾市場上銷聲匿跡。

然而，隨著明朝中期經濟恢復，“絲綢加金”技術又重新走紅。正德年間，蘇州、南京漸漸出現了“金縷彩妝”的妝花織物，這種織物采用了挖梭方式織造，可謂是“絲綢加金”工藝的巔峰之作。

或許是金縷彩妝的無上光芒鼓舞了明朝人的探索之心，此后明朝工匠不斷革新“絲綢加金”的工藝，等到明朝晚期，工匠們已經可以打造出幾乎透明的金箔和極薄的銀箔了。

高超的金銀箔制作技術，讓明朝的工匠們開始嘗試將金銀線與金銀箔一起使用在絲綢中，從而織造出金彩輝映的圖案，比如萬歷年間的“雙金刻絲花鳥人物”，便是靠著“絲綢加金”的改良工藝呈現在世人眼前的。

元朝帶來的“絲綢加金”技術革命，就這么通過明朝一代代的發展，在明朝中后期，達到了藝術的頂峰。

在“絲綢加金”的加持下，琳瑯滿目的精美織物帶給明朝人極致的美學體驗。而明朝人也在這股商品經濟的沖擊下，將明初朱元璋對“絲綢加金”工藝的限制，通通拋到了九霄云外。

據考古學家研究發現，明朝中晚期各級官員乃至平民的墓葬中，都發現過飾金的衣物。無獨有偶，《金瓶梅詞話》中，也提到富商家眷裁制衣服時，有“翠藍寬拖遍地金裙”。由此看來，“絲綢加金”在明朝中晚期，早已從朱元璋時期身份的象征，變成了紅遍天下的時尚潮流了。

三、生財有道

元朝“糟蹋錢”的織金工藝，輕輕地轉了下身，成為了明朝民間的消費品。可織金工藝或許不會想到，就是這一個轉身，卻為大明，開辟了一條生財之路。

原來，明朝的官方貿易中，織金絲綢特別受外國友人的喜愛，于是，明王朝靠著絲綢加金的強大技術優勢，通過海上絲綢之路與世界各國進行貿易。華麗亮相的大明“織金絲綢”，一下子成了國際市場上的硬通貨，讓大明王朝，賺得盆滿缽滿。

據不完全統計，大明王朝先后與日本、朝鮮、葡萄牙、荷蘭等國進行過大宗的絲綢貿易。其中僅崇禎十四年，鄭芝龍到達長崎的三艘商船上，就載有各種紡織品140760尺。

物美價廉的織金絲綢到達日本后，很快被制成屏風、簾幕，或是用來裝裱佛經，華夏之風便隨著這些織金絲綢，浸潤到日本的文化中。

而以“織金絲綢”為代表的中國絲織品，帶給明王朝的經濟收益更是豐厚無比。在明朝中后期的國際市場上，“織金絲綢”一度暢銷無阻，為大明賺盡全世界的錢。

源源不斷的外貿收入，帶動了明朝商品經濟的繁榮，造就了明朝“隆萬中興”的輝煌。曾經糟錢的“絲綢加金”技術，在歷史的考驗下，終于變成了明王朝外貿的強心針，帶領著明朝的經濟，走向了新的輝煌。

參考資料：胡小鵬《中國手工業經濟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