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鐘南山、王經倫課題組】
我們用意志和智慧、鮮血和生命取得了抗擊SARS的重大勝利。當硝煙漸漸消退，我們仍在反思、叩問：為何SARS幽靈會突如其來？我們的星球怎么啦？我們的社會機體還缺少些什么？我們如何完善自身、實現自我超越？本研究運用大科學思維方式建立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聯盟，探討SARS背后的人文精神問題，期望以此為開端促進新人文精神的構建。
一
以人為本、實現人的全面發展是人文精神的實質和核心價值?？箵鬝ARS的實踐，提出了作為人自身在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諸方面如何自我提升、完善和超越，重建人類自身獨有的精神家園這個重要問題。我們試就這些問題作一番審視。
（一）思維方式的審視
思維方式是人們觀察、思考和處理問題的途徑、方法的總和，對人們的行為具有指導作用。SARS是塊試金石，強烈沖擊和檢驗了人們固有的思維原則。以飲食和衛生習慣為例，SARS之前，人們習慣運用的思維方式是：什么好吃就吃什么（如濫吃野生動物），怎樣方便就怎樣做（如不使用公筷、隨地吐痰 、飯前便后不洗手），對由此產生的不良后果置之不理。SARS的出現不僅猛烈地沖擊著這種舊的思維方式，同時呼喚產生新的思維方式：必須預先考慮到后果，隨后才選擇怎么吃或怎么做，即把后果看作行為取舍的標準。這一思維方式才是健康的、文明的，也是“可持續發展”的。這樣說，至少有兩個方面的根據：
首先，人們的“客觀價值觀”由以人為中心的片面的、非理性的“主體立場”向人與自然、社會高度統一的、系統的、科學理性的“客體立場”轉變，進而帶來了應付突發事件的應變思維和應變能力。人類社會步人工業時代后，以人的欲望無限擴張為內核的物質主義和以人的意志過度放大為內核的“征服主義”，使人在永不停頓獲取更多物質的對客觀外界的征服和索取中，不知不覺地滑到了與自然為敵、從而反過來受到自然報復或懲罰的可怕淵藪的邊緣。SARS使我們重新審視務實的、理性的、科學的、系統的主體一客體關系，感知古代先哲“天人合一”的人與自然增進和諧減少沖突的偉大哲理，以及今天人類在人與自然關系中新的定位——即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系統式思維。
其次，人們的“主體價值觀”，即人生或自身價值觀，由追求片面發展或滿足的“片面主義”，逐漸向如何做一個更加全面的、自足的、高尚的、助人的，高標準的個體修養發展和轉變。思維方式轉變的同時，一種最終以建構新的人文精神為目標的全社會共同成員的自我教育或修養方式，也勢必逐漸自然形成，從而衍生出以健康、文明、科學、和諧為主要特征的，注重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以及人的身心平衡，提倡重視健康、重視家庭生活為核心的價值觀，重視教育和自我教育，最終確立綠色的、生態型、知識型的生活方式和行為方式。
（二）行為方式的審視
SARS也引發了人們對自身行為方式的標準或價值的重新審視和思考。行為方式反映著人們日常生活的本質，反映著人對自身發展的設定；而人的行為方式是長期的、日積月累所形成的結果，因而有著它的常態。SARS肆虐，直接威脅人們的生命健康，這一常態的存在方式受到了質疑，因而引起了人們對自己生存狀態和生存方式的重新思考。人向何處去？如何達到理想的人性與人生？人們對自身行為方式的質疑，其蘊含的價值意義是深遠的。首先受到質疑的，是人自身的生活方式。
果子貍
有一個認識誤區需要指出：果子貍并不是SARS病毒的“罪魁禍首”，它是人們不健康飲食方式的“受害者”。SARS事件使我們相信，人類與傳染病的斗爭將是艱難的、長期的斗爭。因為，隨著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和人類社會的進步，人們的生活方式和社會行為也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其中很多因素助長傳染病的傳播，如由于人口流動頻繁，增加了人群的接觸機會；色情服務、多性伙伴促進了性病傳播；食品工業化生產中加溫不足、消毒不嚴發生的食物中毒；醫院中廣泛采血、輸血、透析引起的血源性疾病的傳播；濫吃野生動物導致病原微生物在不同的宿主中進化繁衍；城市建筑過于密集，公共設施承載超負荷等。要改善我們的生存境況，營造健康的生活環境，必須審視自我，養成科學的行為方式。
SARS沖擊著人們不良的生活方式。古往今來，廣東歷來是我國最開放的地區之一，廣東人在當代高速運轉的市場經濟浪潮中，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形成了快節奏、高緊張的生活狀態，人們埋頭于工作承受著各種各樣的壓力，休息被忽略了，運動也被忽略了。久而久之，生理和心理的雙重疲勞不但掛在某些人群的臉上，還融進了他們的軀體和血脈之中，亞健康人群增加，出現了“現代都市綜合癥”群體癥候。SARS的第一警示就是告誡人們必須關注自身的健康，終日營營役役，須知健康無價。SARS陰霾驅去，許多人開門第一事就是健身去，參加全民健身運動的人多了。人們也更關注個人衛生和公共衛生，進門洗洗手，飯后漱個口，吃飯用公筷，垃圾都包裝好。過去人們生活中一些不衛生、不健康的生活陋習，或許正因SARS而得以改變。
SARS沖擊著人們的交往方式。快節奏的都市生活，無可避免地造成了人際間的疏離；SARS期間，人們為了防患，也是出于無奈，封閉大樓，阻隔村莊，更營造了一種“距離美”。然而，人真的應該幽閉自己嗎？遠離他人，自己會不會變得更安全？都市人己經把自己一個個放進鋼筋水泥筑造的精致盒子里，又用鍍鋅鍍銀的漂亮鐵柵欄與外界斷然分隔，可以很安心地睡覺了。SARS襲來，我們才一朝醒悟，原來我們做的這一切都不算明智。動物尚且不可離群索居，何況乎人！人與人的相處、人與人的交往實在是人生一大要事。人生面對的問題不僅太多，而且又太相似，往往還是共同的；與人交往，與人溝通，與人分享，這是我們在SARS過后很有啟迪的一件事。
（三）人的自我完善與超越
SARS事件是危機，也是人們自我完善、自我超越的良好契機。在抗擊SARS戰斗中，黨和政府本著“執政為民”的態度，高揚“以人為本”的旗幟，實施切實的舉措，對危機關頭各個階層的利益進行平衡，調節社會關系，鮮明地把人的生存、人的境況、人的需求、人的發展擺在顯著地位，調動了全體社會成員的力量和熱情，對危機的過渡和克服產生了深遠影響。這種價值取向既不同于我國封建時代開明君主居高臨下、以鞏固社稷為依歸的“民本思想”，也區別于近代西方社會凸顯人權、貶抑神權的人本主義，而是把人的全面發展作為發展本質的科學發展觀。
“以人為本”是在自然一社會一人的關系中認識人、關注人的。人在自然環境中生存，從自然中來，然后又返回自然中去，這是由人類自身的自然屬性決定的。茫茫宇宙，人類只屬于地球，幸與不幸都無可擺脫。如果有朝一日，科學真的可以把人引領出地球，那么，它首先就得尋找到或者復制出與地球相似的自然環境，到底人是自然環境的一部份，還是自然環境是人的一部份？抑或兩者都是？這個問題可以留待人們慢慢咀嚼、慢慢探究。我們必須承認一個基本事實：人屬于自然。既然如此，作為萬物之靈的人與并非萬物之靈的其他生物一樣，都唯有親近自然、善待自然。
人還在社會中生存，可能屬于不同的人種和民族，也可能生活于地球上不同的地域和國家，但是，每個人只要降生世上他就融人了社會，融人了特定的族群、特定的文化，他的人生路必定要走上社會化的歷程。人與社會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不但屬于自然也屬于社會，這就是人的社會屬性。擁抱社會，融入社會，人才可以成就自己。
其實，自然、社會、人是三者合一，互相定義的，在我們把自然、社會對象化的時候，人自身也同時被對象化了，三者必須在相互的觀照中才可能得到確認。
工業化進程為人類積聚了大量的財富，與此同時，它也為人類積聚了嚴重的惡果。惡果之一是人從自然中出走。自然被物化之后從人的本性中抽離出來，成為人的目標獵物，僅僅為了攫取，人們不但變得冷酷無情，而且窮乎其技，肆意妄為，以冰冷的面目面對如此呵護他的自然世界。
惡果之二是人從社會中出走。工業體系一方面造成了人對物的依附，另一方面也造就了獨立的個人，每個人對物的依附，末了都被量化為金錢，他似乎可以輕而易舉地把自己經營為自足的個體，于是，社會被外在化了，它也被從人的本性中抽離了出來，成為人的對立物。在完成了對自然和社會的雙重抽離之后，人的面目已變得模糊不清，最終，人從自我中出走，這也是工業體系制造的最為嚴重的惡果。
既然人可以背離自然、背離社會，那么，我是誰？人除了一己的物欲追求，再也尋找不到精神的寄托、道德的依據；如此境況中的人，唯有背離自己的靈魂，從自我中出走?！耙匀藶楸尽毙氯宋木竦暮诵膬r值是對西方工業社會造成的這般惡果的重新審視和批判，呼喚人性的回歸，呼喚人的自我完善與超越。人將重握自然之手、社會之手，走上回歸自然、回歸社會的過程，重建三者合理的和諧。
SARS中，我們也看到了社會個體和群體自覺追求理想的人性與人生的努力。在抗非戰斗中，廣東省沒有一個醫務人員找借口逃循或辭職不干的，他們不畏犧牲，救死扶傷，危難中彰顯大醫精誠；人們反躬自省，由他律走向自律，亂吃野味、不講究個人及公共衛生等陋習少了，注重健康生活方式的多了，少了盲從，多了理性。
正如一位哲人所言：一個民族在災難中所失去的，總是以社會的巨大進步為補償。當然，補償不是自動降臨的，如我們與SARS的斗爭勝利，需要道德自律，也需要激發人在探索未知中的動力和能力，發揮主觀能動性。當我們超越疾病，超越災難，不斷征服，走向自由王國時，同樣要滿懷敬畏，應當承認科學的有限性，我們只是順其規律，才走向新的彼岸。我們深信，無論是SARS，抑或是恐怖襲擊，人類都有足夠的智慧作出正確選擇。
空蕩的鸚鵡洲長江大橋上，行車寥寥，只有那一身潔白閃著藍光的救護車。圖片來源見水印
二
把社會發展的目的落實到人，尊重人，關愛人，始終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這種新世紀的人本思想具體而生動地呈現于抗擊SARS的整個過程中。SARS過后，我們仍然要追問：適應時代發展的要求，如何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建構新世紀的人文精神？從人與社會的關系來說，需要確立如下的觀念和機制。
（一）公共健康觀
SARS爆發之前，人們普遍認為傳染病已不是威脅人類健康的主要疾病。SARS是新型傳染病的縮影，它的肆虐給我們敲響了警鐘：已經被控制現又死灰復燃的傳染病或是新出現的傳染病將一直伴隨著人類。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生活方式的改變和新的環境因素不僅會誘發慢性病，也同樣會引起新的傳染病流行，當今，傳染病仍是危害公眾健康的主要禍害。SARS促使我們在關注個體健康時，提高對公共健康的重視，并由此出發衍生出各種確保公共健康的相應機制。
從新人文精神的視野考究公共健康觀，至少有以下方面的內涵：其一，健全社會公共衛生體系，追求“人人享有健康”的生命關懷。其二，在公共衛生領域，我們的主要精力仍要放在傳染性疾病的控制上。其三，構建“預防為主、防治結合”的長效管理機制。其四，由對生命的普遍關懷，衍生出對自然生態的全民關懷，強調環境保護和生態重建并舉的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的協調性。
（二）以人為本的政府決策機制和社會應急機制
SARS過后，痛定思痛，啟迪良多，其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必須建構和完善政府決策與社會應急機制，增強我們應對自然災害和突發性事件的能力。在我們致力于發展經濟，推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同時，絕不可忽視危機管理，不可忽視突發事件對社會發展可能造成的干擾與破壞。
應當實事求是地承認，SARS爆發后的一段時間內，政府很多工作及措施不適應迅速變化的形勢，失去了遏制疫情蔓延的最佳時機，陷入了被動局面。但歷經SARS事件洗禮，社會各層面都深刻地認識到政府在建構決策機制過程中以人為本的重要。需要特別強調的是，以人為本有兩點質的規定性：第一，它指的是全體人，至少是絕大多數人，不是一部分人，更不是少數利益集團的人。第二，它指的不僅是當代人，還包括后代人。構建以人為本的決策機制關鍵是要確立兩個基本點：
第一是依法決策。憲政精神是現代社會的重要內涵，依法決策，依法行政，使民眾和政府清楚自身的責任和義務，對建立契約化的社會關系，建立公正自由的民主政治有重要的意義。基于此，在危機管理的制度建設中，依法決策突顯人文精神的價值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保證應對危機的方法、手段和規范，要以社會成員的根本利益為出發點和最終目的；二是在確保危機管理合法性、有力支持管理實施的同時，提供新的管理思路。
第二是果斷決策。面對可能對人民生命健康產生嚴重危害的局面，決策必須果斷。果斷并不是武斷，而是建立在科學依據上的決策。廣東省在明確野生動物是SARS病毒的重要宿主后，迅速治理野生動物市場，尤其是捕殺果子貍，有效切斷了病毒的傳播途徑，控制了疫情進一步發展。在危機處理中，時間往往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及時科學決策等于及早解決問題。如果一味強調“慎重考慮”、“反復推敲”，極可能貽誤時機，造成不必要的損失。
在突發公共事件處理中，建立和健全社會應急機制尤顯重要。應急機制并非從權之舉，也非一時之預案，其要旨在于保持和發揚舉國體制之優勢。我國有著特殊的國情，“抗非”一役，充分暴露了“條塊分割”、“各自為政”的體制弊端。但也應看到，抗非戰役中，廣東乃至全國在人員、物資、設備和技術的支撐等方面，相互支持，不分彼此，密切協作，富有整體戰斗力，表現出極高的效率。這充分說明，發揮舉國體制，集中力量辦大事，仍是我們的傳統優勢，它在動員、組織、聚合社會資源，應付重大 的突發性事件中仍起著不可或缺的作用。
（三）修正、完善社會醫療衛生制度和社會保障體系
經濟發展為人類生存提供物質基礎，發展是當代世界的主題。然而，無論多么發達的經濟，也并不等同人們的健康可以獲得必然的保障。SARS事件警示我們：經濟發展并不等于社會進步，經濟發展并不等于人的發展。著眼于人的全面發展，我們必須把人的健康納入科學管理的視野，下大力氣發展公共衛生事業，修正、完善醫療衛生制度和社會保障體系。
修正和完善社會醫療衛生制度，必須加大公共衛生事業的投入，樹立“預防為主”的方針，改變發展醫療衛生事業過度市場化的傾向。建國初期，我們在短時間建立了遍及全國的三級醫療預防網，大搞愛國衛生運動和群防群治，在經濟困難，投入小的情況下，在遏制傳染病流行、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方面，做出了舉世矚目的成績。
后來，一味強調發展經濟，將市場規則引入醫療衛生事業，我們的工作出現了偏差：國家減少了對公共衛生系統的投入，在實踐中“重治輕防”。影響最深的是基層，特別是農村和貧困地區的醫療衛生發展滯后，醫療市場因過度市場化而導致群眾“看病貴”。SARS及其后的禽流感告訴我們，構建、編織一張遍布全國城鄉、運作高效、銜接有序的醫療衛生網絡，這是健全的社會生活所不可或缺的。因為在這個社會，如果發生流行性疾病的威脅，就沒有哪個地方是特別安全而可置身事外的，每個人的健康與安全得到保障，才有社會的健康和安全。
醫療衛生領域是大千世界的一處人道花園，是人類的福善之地，她承載著人們對健康生活的希望，這處花園不該失落。“修正”、“完善”醫療衛生制度和社會保障體系，就是國家要加大對醫療衛生尤其是公共衛生的投入，避免放任醫療機構過度市場化，把以往片面突出的“醫”和“療”改為強調“預防為主”；同時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構筑保護弱勢群體、農村和貧困地區的防火墻，化解社會風險，營建和諧社會。
針對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社區開展全面排查。圖片來源見水印
（四）建立誠信的社會信息公開機制和民主的輿論監督機制
在信息爆炸、資訊高度發達的當代社會，信息的獲得和共享不僅是人們精神生活的一項基本需求，也是衡量一個現代社會的重要標志。反思“抗非”的經驗和教訓，我們不得不承認，在SARS發生初期，政府的公共信息傳播存在著明顯的機制缺陷，導致出現信息傳播渠道不暢、資訊真空的狀況，引發公眾普遍恐慌，也引發國際輿論的諸多猜測，對政府構成了很大的公共關系壓力，幸好政府予以及時糾正。
“誠實永遠是上策”——這應該是反思“抗非”之后，社會信息公開機制須遵循的一條原則。“誠實”就是客觀地、如實地公布社會公眾關心的信息。只有這樣，才能在社會信息問題上處于主動地位——選擇了“上策”。
民主的輿論監督與信息公開有著緊密聯系。一則輿論媒體是大眾信息的載體，是信息的重要來源；二則輿論媒體從來就是以公開的方式發布信息的，有著高度的民主性和極大的透明性；同時，輿論媒體的觸角延伸到社會各個層面、各個角落，往往可以第一時間獲取信息并發布出來。因而，對于建立信息公開機制而言，民主的輿論監督機制必不可少。它既可以對政府進行有效監管，規范政府的行為，也可以維持社會言路通暢，使民眾享有自主參與社會管理的表達權利，對培育公民意識，構建現代社會有重要的作用。
（五）自主的區域、國際合作機制
隨著冷戰時代結束，世界進入了和平與發展的時代，對話取代了對抗，合作取代了排斥。區域之間、國與國之間，從經濟領域、文化領域到政治領域，都在謀求存異求同，共同發展的雙贏和多贏機會；在公共衛生領域，由于自身的特點更應謀求這種合作。
傳染性疾病的爆發不分國界。SARS事件的一個重要啟示就是：世界的安全越來越依靠全球各地的專家發現潛在威脅健康的因素，并具備當地及時處理的能力。20世紀80年代，人們用了兩年的時間才發現人類免疫缺陷病毒是引起AIDS的病因，而人們識別出SARS的致病病毒并完成其基因組序列的判讀，只用了兩個星期。除了科技進步因素外，最重要的是人類以前所未有的合作形式共享了信息。
以開放、自主的姿態融人全球化浪潮，是重建民族精神，順應“和平崛起”，走向大國的歷史呼喚。隨著全球一體化的發展，開放的中國已經成為全球資本流動、人口流動和物資流動的關鍵環節和重要通道，中國的問題很容易成為全球的問題。在全球化治理條件下，我們應適當揚棄過去以挨打、受屈辱的國民精神歷史教育，摒棄劃地為牢的觀念和做法，在文化上、精神上建立更開放、更成熟的民族意識。SARS是一個契機，充分顯示了我國對世界負責任的態度，展示了一個走向開放、成熟的大國風范。
開放是國際合作的前提，開放才可以拓寬視野，開放才可以借鑒和吸收。中華民族以泱泱大國之民曾在歷史上展現其廣闊的胸襟，在交往條件極其惡劣的中古代，我們的先人就曾以絲綢之路、鹽茶之路、陶瓷之路聯結世界各地、各民族；在科技發達昌明、資訊交通便捷的今天，我們應當比先人做得更好。古希臘一位哲人曾用湖泊比擬希臘文明，有容乃大。而今，我們自主地走向國際，自主地接納，就不僅是一片湖，還將是一片海。
三
新人文精神還必然涉及人與自然的關系。SARS的大規模爆發將世界環境安全的困境、城市問題等突出地顯現出來，促使我們思考人與自然的相處之道。
（一）可持續發展觀
長期以來，人們習慣了以物質財富的多寡作為衡量社會進步的根據，并且把根據量化，慣常使用的是GDP，即國民生產總值。不過，僅只經濟的尺度是不足以全面衡量社會的發展和進步的，還應有精神、文化的尺度和政治文明的尺度。當然，后面兩個尺度不可能被簡單地量化，同時，衡量社會的精神、文化、政治等進步也復雜得多。但是，我們還是可以通過社會學家的各種社會調查，把現實狀況表達出來。單一尺度的發展觀，是片面的、不可持續的發展觀。三維尺度的發展觀，糾正其狹窄的目光，把視野拓寬到政治、文化領域，關注到社會發展的全面和協調，向科學的發展觀前進了一步。
但是，我們還要再邁一步。SARS的爆發告訴人們，自然環境是絕對不容忽視的因素。其實，早在SARS發生之前，人們就一再接到同樣的警告，諸如森林面積減少、植被破壞、水土流失嚴重、荒漠化遞增，乃至大氣中的臭氧層被破壞，全球性氣候變暖等等，這樣的報告不絕于耳，只不過還沒有引起人們的普遍關注罷了。SARS對人的生命構成直接威脅，其警示作用足夠大了。雖然對SARS冠狀病毒產生原因的研究還未有定論，但不少醫學界人士認為，很可能與環境有關。我們應該關注自己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了。
在現代社會，發展的標準更重要的是與自然和諧，共同獲得發展的可持續性。這意味著談發展一定不能離開自然的基礎，不能以犧牲環境為代價，不可超越地球的容納度。在人口增長使地球不堪重負的情況下，發展只能是滿足人的正當需要而非所有需要。人的正常需要不是完全由人自身盲目定義的，生產力發展如果被用來生育更多的人口，并且用于滿足那些違背自然精神的奢侈欲望和高消費、高浪費等“需要”，這必然超出地球生態系統的限度而使其崩潰。這從自然的角度看是缺乏正當性的。
也就是說，需要和發展等都要放在地球生態系統中考慮，以維護自然與人及人類社會的平衡為依歸。簡言之，關注自然環境是與經濟、文化、政治發展密切相關的科學發展的第四維視野，對此，我們必須予以足夠的重視，否則，仍是一種不可持續的發展觀。
（二）環境安全觀
善待自然，同時防范不良環境對人類的報復，這是現代環境安全問題的核心內涵。顯然，這是對以往人類盲目地征服自然后果的一種反思。
人類的生存環境與其健康的關系實質上是生態平衡關系，疾病病因模式表明，任何流行病的發生發展或多或少地與環境發生聯系，SARS事件就是一個典型案例。研究表明，SARS病毒是由動物宿主傳給人的，但如果沒有生態環境整體上的巨大變異，SARS不可能大規模流行。所以學界傾向于SARS事件是生態斷裂的結果，在社會學和文化學意義上，它是近代以來的工業文明征服自然的過程中，人類自然倫理和社會倫理扭曲，千萬地球生態圈結構及其一些要素和環節發生惡性變異的結果。所以環境病、城市病和生態病的發作，也是人文精神疾病的發作。
人類征服自然呈現全球性、快速性和空前破壞性的特點，致使自然界向人類發出了生存危機的警示。從現在起，我們必須摒棄輕視自然、以征服者姿態對待自然的惡劣態度，必須高度重視環境保護和生態平衡，做到與大自然和諧相處，堅決摒棄人類中心主義。必須節制生育和控制人口，倡導可持續消費，必須顛覆“高資本投入、高資源消耗、高污染排放”的發展模式，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和生態產業，實現可持續發展。
（三）綠色生存觀
綠色生存的現實指向是：從人與自然對立到尊重和遵循自然，不逆自然行事；從單向而無度地索取到合理利用、適時回饋自然，使人與自然雙向平衡；從短視和短期行為到永續發展；從人類可持續發展到人與自然共同可持續發展，最終恢復充滿生機活力的地球生態系統這一人類的家園。
綠色生存精神的提倡，要求廣東在文化大省建設中，應充分調動包括教育、道德、企業文化建設和其他規范（如法律）等手段，使一度被忽視的自然精神重新長人個體和全社會，成為每位公民的固有需要和欲望。人充溢著自然活力，在自然中如魚得水，這樣的生活才是人應有的自然生活。樹立這種生活觀是新人文精神構建的重要內容。
綠色城市理念與綠色生存觀緊密聯系。SARS首先在我國城市的環境下觸發和迅速傳播的，主要流行于人口密度較大的大、中城市，暴露出城市發展中不顧自身現實環境的平衡與和諧問題的嚴重性，是“城市綜合癥”的通病性缺乏系統性醫治的表現，是城市發展觀偏移的后果。作為工業化基地及人類文明象征的城市，己成為人類主要居所，城市生態系統構建對公共健康和人民健全的生活的關系日益重要。綠色城市理念立足于人的本性及其實踐的本性，將城市看作人類實現其本性的實踐和文化成果，促使人們同時關注居所的自然性和社會性及兩種屬性的融合，具有概括人類從灰色的生態系統走向綠色的生態系統，即人與自然和諧這種理想指向。
（四）善待自然和回饋自然
馬克思恩格斯提倡的“兩個和解”，即“人類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類本身的和解”，可看作一種新人文精神的萌芽。根據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人與自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共生關系，使“人是什么”的古老命題有了更新的內涵。SARS促使人們重新審視自身的自然屬性，認識到自然是人的本質之一。這是因為，從人對自然的依賴來說，所有具有自然價值的生態系統，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基本條件。人類學家證明，人類文明建立在淺淺的一層表土之上。不僅農業社會，工業社會乃至信息社會的基礎仍在于此。而從人本身來考察，人的需要中最基本的是對于自然各方面價值的需要，如空氣、水、蛋白質和微量元素等等。它們不僅溶人人的血肉中，而且深入人的靈魂。
正因為這樣，人類善待自然就是善待自己。人類與自然的這種系統關系，要求人類不能征服自然，而只能利用自然，在生態系統保持平衡及活力的前提下改造自然的一些形態，實現物質的良性轉換而為人所用。人是自然進化金字塔的頂端，既食肉又食草。但在生態學上，特別是在地球總體生態系統這一高度上，要增添新的內容，要設立底線，同時又要有崇高的追求。底線是自然生態系統的平衡。人是自然的價值進化，趨向平衡及系統化的產物，破壞系統 的平衡，最終結果是毀滅人類自己。這樣就衍生出一種崇高的理想，如馬克思的人同自然界的和解，現代思想家提倡的恢復生機勃勃的地球家園。這種理想其實也就是自然之道本身：在地球的條件下，價值總是趨向和諧、有序，它使價值不斷增多，生物日益多樣化并趨于協調，生成欣欣向榮的地球；生物從低級向高級發展，生成金字塔頂端的人類，但所有物種又能并存，且互相貢獻和得益，這是共生，是自然生態系統（包括人類于其中）的最佳狀態，也是我們善待自然的崇高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