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注定是一個不平凡的年份。

這一年，統治了中國276年的大明王朝，在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軍攻伐之下，京師告破，在位17年的崇禎帝用盡了最后一絲豪氣在煤山自縊；然而李自成也并未成為最終的勝利者，反倒是多爾袞引領的滿清在吳三桂的帶路下，邁過山海關，攻破北京城，隨即順治帝在紫禁城登基。

此后，滿清在多鐸、豪格等人的帶領下滅李自成、張獻忠；而偏安一隅的南明小朝廷歷經弘光政權、魯王監國、隆武政權、紹武政權、永歷政權、明鄭時期，步履蹣跚幾十載，也終為滿清所滅。

而造成這一切的關鍵人物就是崇禎帝。對于執政17年的崇禎帝，用命途多舛來形容再恰當不過。

他極其幸運，兄長天啟帝朱由校盛年而崩，無有子嗣，搖身一變他也從信王成為崇禎皇帝；但他又極其悲劇，與眾多亡國之君不一，17年的執政生涯中，他兢兢業業，幾無缺席朝會之例，更有上任伊始，智除魏忠賢為首的“閹黨”的舉動，但是當王朝積弊累積，17年里他又實在沒有亮眼的操作，包括不限于，對袁崇煥的任用與誅殺 ，在內亂已成時與皇太極一方的和談，消息處理不慎，導致處決陳新甲；在執政后期的頻繁更換內閣大學士人選；當然更少不了當李自成大軍揮師北向時，崇禎帝曾決意南遷，卻最終為東林黨人阻止。

出于同情悲劇者、弱者的情愫，我們總會去想，如果在1644年崇禎帝堅持南遷避禍，大明會不會得以延續，而崇禎帝能否成為與宋高宗趙構一般的人物，重整山河。

要分析能不能，我們自然要看當時有什么。

這其中李自成、張獻忠的農民軍，雖然數量龐大，但具有農民階級的局限性，并不能很好的處理與地主階級之間的關系，缺少長期的戰略構想（這一點在李自成攻破北京后的42天中的一舉一動之中彰顯的尤為明顯）。清朝的缺點在于，異族、數量較少（據統計及至1644年入關時，滿清八旗也只有18萬之數）；此時的明朝的缺點則是國家機器在近300年間的運作之后，腐敗橫行、君臣離心、民心不附。

這一點弘光帝的上位便是明證，當時崇禎帝亡故，子嗣下落不明，按照正統論當由福王朱由崧承統，而東林黨人則選擇擁立潞王朱常淓，史可法則主張擁立桂王，雖然最后朱由崧成為勝利者，但因為支持者不一，內部矛盾重重，凝聚力更是被嚴重削弱，手握大權的左良玉甚至于在清軍臨境的情況之下，以清君側名義起兵。

由是如此，弘光政權僅一年有余便被消滅。而在隨后清軍的攻伐之中，李自成、張獻忠相繼被翦除。面對危局，此刻的主要矛盾也已經轉移到民族矛盾之上。嘉定三屠、揚州十日這些便是民眾面對滿清的反抗、勠力同心之舉。

而如果崇禎皇帝在，正統之爭便不復存在。而在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之下，憑借占據江南這般富庶之地、民心歸屬問題，同時借助滿清打擊農民軍的契機，實則完全有著一戰之力。

這一點，在滿清統一南方時體現的也是淋漓盡致的。李定國，雖然出身于農民軍，但在投靠南明后兩蹶名王 ，在桂林、衡陽俘殺清軍主帥定南王孔友德、親王尼堪，重創清軍。當然最后，李定國也在內斗之中被迫出走轉戰，最后在1662年聞知永歷帝被吳三桂縊殺后，憂憤成疾，隨即42歲便去世。

這一系列的經濟因素（江南富庶之地）、民族因素（主要矛盾的轉移）、人（正統地位的確立、名將的功勛卓絕）都足以保證崇禎帝能夠登山再起，成為宋高宗趙構一般也絕非癡人說夢。

只不過，歷史的有意思之處也是殘酷之處就在于， 它不允許假定，歷史的進程有時候恰恰就受制于歷史人物，某個看似微小的舉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