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光緒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同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改良派，在思想理論戰線上展開了一場革命與改良的大辯論。

所謂革命與改良，簡而言之：

革命是推翻舊的制度，建立新的統治。

改良是在原有的制度上，改革生產關系中不適應生產力的方面。

前者是民族資產階級中下層的代表，后者是上層的代表。早在甲午戰爭期間，這兩個派別就同時出現了。不過，當時改良派因發動戊戌變法，在社會上的影響遠遠超過了革命派。之后，隨著孫中山成立中國同盟會和不斷發展的中國革命，資產階級革命派和立憲派之間的矛盾，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

雙方圍繞著到底是使用革命的手段把軍閥和帝國趕出去，還是用改良的方式來推動中國進步，這個問題進行了激烈的討論。

他們以《民報》和《新民叢報》這兩份報紙作為自己的理論根據地，展開了一場規模宏大，影響甚廣的論戰。其實，這場論戰早在二十世紀初就已經開始了，并且，在1906年的時候達到了最高點。最開始的時候，它是因為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發表的兩篇文章，引發了一小部分人群的討論，后來，慢慢演變成了對中國社會問題的大規模討論。

梁啟超在這兩篇文章中，提出了自己對中國社會問題的主要看法。他認為：中國國民太難馴服，總是挑起革命和戰爭，但是，他們卻沒有可以統治自己的能力，且成立共和國的時機還沒有成熟。如果，在這時發動革命的話，必然會招惹來國家政治動亂，給帝國主義一個趁機瓜分中國的機會。正是因為如此，今后的中國不能再出現三年以上的戰爭動亂，否則，中國將會遭受滅亡。

針對梁啟超的意見，《民報》很快就在其四月份單獨刊登的一篇文章中，作出了相關的回應。

文章中列出了革命派認為必須弄清楚的十幾個關于中國存在還是滅亡的根本性問題。此外，《民報》還發表了一系列和《新民叢報》討論爭辯的文章。這些文章主要圍繞著要不要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朝統治，要不要推翻封建等級制度，要不要推翻幾千年的封建君主制度，要不要推行共和制等社會核心問題進行辯論。并且，其內容還對以梁啟超等人為首的改良派觀點做出了明確的批評和反駁。

在當時，《民報》的常駐政治家是汪精衛等人，這些人大多是清朝末期精英中的佼佼者。汪精衛是廣州秀才們中的案首（按我們現在的話來說，就是第一名的意思），另一位常駐政治家胡漢民，則是替舉人們科考的槍手。據說，他的每一次替考都能考到第一名。在二十世紀初，胡漢民替代一對兄弟參加考試，結果，兄弟兩人一起中舉，使得胡漢民從中得到了至少六千銀元，在當時來說，這可是一筆巨款。

另外，因為“蘇報案”一事被逮捕坐牢的章太炎，在牢期滿后去了日本，接任《民報》編輯一職，使得《民報》突然之間名聲大噪，十分暢銷。

可以說，汪精衛、胡漢民和章太炎這三大才子只要動一動筆頭就可以橫掃天下。

他們的對手康有為和梁啟超，也絲毫不遜色于他們。這兩人因為強力推行戊戌變法運動，被人們認為做出了重大貢獻，有著很大的社會影響力。很多知識分子在剛開始啟蒙的時候，便受到了康有為和梁啟超的影響，接受了新思想新觀念。聽說，當時還是個中學生的胡適，也因為心生敬意，對他們崇拜不已。

這場論戰持續了很長時間，參與進來的刊物非常多，一時之間竟轟動了知識界。通過這一次的論戰，人們劃分出了革命派和改良派之間的區別。同時，這場論戰還傳播了民主科學的革命思想，為此后的文化大革命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礎，促進了革命的發展。

當時，在內陸學習的高一涵回想起這次論戰，他表示，在論戰前最喜歡讀的是梁啟超主辦的《新民叢報》和《中國魂》等之類的刊物。在看到《民報》之后，他才意識到：

“中國的不強大、中國總是遭受帝國主義的欺凌的原因，其實，不是因為中國國民難以馴服，總愛挑起起義和革命，而是因為政府的不作為和亂作為，使得國民不得不站起來反抗。在這個時候，我們最應該做的就是建立起普遍民主的共和制，而不是維持專制獨裁的模式運轉國家。同時，必須進行種族之間的革命和政治上的革命，種族間的革命絕對不會妨礙和阻礙政治革命的進行。”

當然，革命與改良不是截然對立關系，有著相互促進的一面，很多革命者經歷了由改良到革命的轉化。近代社會的許多革命者，包括那些革命領袖們，并不是天然的革命者，他們并非從一開始就主張采取暴力革命的方式來改變社會，許多人曾經歷了一個從主張改良到倡導革命的變化過程。

由此看來，這場論戰還開闊了知識分子們的眼界，促進了不同派別的思想進步。因此，有歷史學家認為，沒有1902年的這場論戰，就沒有此后辛亥革命的到來。從這句話中，我們可以看出這場論戰的重要性，它的理性光輝照耀著過去和未來，為人們點起了前行的明燈。

參考資料：

【《中國政治思想史》、《汪精衛傳》、《廣西辛亥革命史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