蝗災是一種世界性的生物災害，農業出現以后就開始有了。在人類歷史上，現在可以看到的最早的蝗災景象是公元前2400年古埃及墓室中的一幅壁畫。早期蝗災的文字記載在埃及、希伯來、古希臘和中國都有。西方最典型的文獻是在《圣經》中30多處文字提及蝗蟲、蝗災，其中的“出埃及記”和“啟示錄”把蝗災列為重大災害。“出埃及記”中記述耶和華降臨在古埃及的十個災禍，其中之一便是蝗蟲布滿埃及。羅馬歷史學家泰特斯·李維，普林尼等人筆下也曾描述過蝗災慘狀。

2020年初，由非洲之角而來的沙漠蝗席卷了中東、非洲、南亞的一些國家，災況嚴重。目前來看，還在進一步擴散，引起了周邊國家的恐慌。事實上，非洲沙漠蝗的治理一直以來是個大難題，這主要是受制于當地的治理技術與資金投入。20世紀沙漠蝗在全球有五次大爆發：1913-1919年、1926-1934年、1941-1948年、1950-1962年、1986-1990年。據聯合國糧農組織（FAO）的統計，分布范圍達2900萬平方公頃，波及55個國家。上個世紀初，對非洲蝗災治理的國際援助就開始了，來自各國的昆蟲學家投身到非洲治蝗運動中，如英國著名的昆蟲學家Boris Uvarov對非洲蝗蟲生物習性及爆發原因的探索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貢獻。1980年前后，聯合國糧農組織專門成立“蝗蟲及遷飛害蟲緊急行動小組”（Locust and other migratory pest and emergency operations group），主要工作就是監測 30個國家的沙漠蝗活動，搜集信息，結合衛星和歷史數據來預測蝗蟲活動。

目前的蝗群是否可能大規模入侵中國？事實上，不同蝗蟲的生活習性不同，對生存環境有要求。從史料上來看，歐洲的北部和東北部蝗災很少，因為北緯40o以北，氣候寒冷，蝗蟲存活困難。又比如東亞飛蝗在土壤溫度低于零下10℃的日數15天或在零下15℃的日數5天以上，蝗卵就不能存活，而亞洲飛蝗蝗卵在零下17.3℃，死亡率達100%。歷史上沒有沙漠蝗大規模遷飛至中國的記載，最近也有專家表示，這些沙漠蝗大批入侵中國為害的可能性不大，原因是中國的氣候環境和天然的山脈屏障。當然，我們要做好監測和防御工作是非常必要的。

中國歷史的蝗災有多嚴重？

中國歷史上的蝗災，早在春秋時就有記載。古代文獻記錄了多少次蝗災呢？運用不同的統計方法，得出的次數也不同。根據昆蟲學家郭郛的統計，從春秋到1949年的兩千余年里，中國蝗災年有800多個，每5-7年有一次大范圍的爆發。由于每個朝代蝗災史料保存的不均等，越往前越簡略，實際的災況應該更多。以清代為例，根據我對《清實錄》和方志等材料的統計，清代268年，沒有蝗災記錄的年份只有14個，共有3700余縣次的蝗災。有蝗之地最北至黑龍江省、吉林省，最南達到廣東海南島崖州地區，西邊越過甘肅的西界，最西至新疆疏勒府地區。重災區是在河北、河南、山東、安徽、江蘇、山西等省。清代的特大蝗災首推咸豐年間的蝗災，著名的歷史學家李文海將此災列為“中國近代十大災荒”之一。

咸豐在位十一年，年年有蝗災。跟以往不同的是，此次蝗災最先由廣西開始而不是傳統的黃淮老蝗區，從咸豐二年（1852）起，廣西頻傳蝗災，1854年朝廷蠲緩了22州縣及14土州縣的蝗災額賦。隨后蝗災繼續蔓延，1856-1858年災況最烈，危害到廣東、江西、湖南等省，就連西藏地區也是蝗蟲為患，同時北方也深受其害。從《清實錄》的記載可見當時的慘狀：“飛蔽天日，塞窗堆戶，室無隙地”“蝗食苗殆盡，人有擁死者”。清代中后期南方大蝗災變得頻繁，這與當時對南方地區的不合理開發，以及治蝗不力大有關聯，濫砍濫伐、墾山、圍湖等行為給蝗蟲的生存提供了更多的適生區，而戰爭和官員怠政對蝗災的爆發又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

進入民國后，政局動蕩，兵火連天，我國又經歷了三次蝗災高發期，1927-1931年、1933-1936年、1942-1946年，每次約持續3-4年。其中1933年蝗發異常劇烈，被稱之為“中國蝗感年”，當時全國12省發生蝗害，重災區為蘇皖湘豫冀浙魯湘陜晉9省。20世紀40年代，河南、陜西、山西、湖北的蝗患由黃河泛濫區荒地繁殖而蔓延，成為華中蝗蟲新繁殖區，1943-1945年出現大蝗災，為歷史罕見。1949年后，我國通過多方生態學治理，蝗區發生面積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400多萬公頃，到七十年代末減少到100多萬公頃。進入到新世紀后，東亞飛蝗孳生地由近8000萬畝下降到目前的2200萬畝，發生密度持續控制在較低水平，近30年來未出現大規模起飛危害。現在我國的蝗災治理很有成效，致力于研究“3S”技術進行監測，即遙感技術(RS)子系統、地理信息系統(GIS)子系統、全球導航定位系統(GPS)子系統，以及采用系列新式生物藥劑的綠色治蝗技術的發展，初步實現了“飛蝗不起飛成災、土蝗不擴散危害、入境蝗蟲不二次遷飛”。

古代政府是如何治理蝗災的？

世界上大多數古代文明國家都有視蝗為“天之罰”的認知。在西方國家，蝗蟲的出現被認為是神的憤怒（Divine Wrath），無力補救，只能忍受。這是各受災國在探索蝗蟲出現原因的過程中所形成的模糊理解。相較這些模糊的認知，中國是世界上蝗蟲及治蝗史料保存最完整的國家，因此累積的蝗蟲知識最為完備，治蝗管理和除蝗技術達到了更高水準。

中國古人的除蟲意識起源很早，《詩經》中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歷代各地所建的八蠟廟（八蠟指八種與農業有關的神祇，其第八神即為蟲神）也是明證。中國傳統的治蝗，經歷了從民間自發除治到政府監管，由零散除治到規模除蝗的變遷，在管理上形成了一套嚴密的縱向集中決策的機制。

初時，在尚未出現管理組織時，中國便已有治蝗規則，漢代時“民捕蝗諸史，以石?受錢”，有政府派遣官員治蝗，以錢米收購蝗蟲的規定。不過，唐以前“災異譴告說”甚為流行，民眾囿于畏蝗思想，不敢隨意捕撲。自唐代中書令姚崇力辯蝗為害蟲、極力倡導人力捕滅之后，民風大變，逮至宋代，出現了世界上最早的治蝗法規——《熙寧詔》《淳熙敕》，捕蝗被列入為各級政府要政，治蝗業績成為官員升遷考核的內容之一。比如《熙寧詔》中有四個方面的內容：治蝗須地方官員及鄉紳親自督捕的規定；錢米易蝗的標準；復查治蝗及其上報的說明；治理過程中賠償與免稅問題。《淳熙敕》更加細化了各級負責人的權責。明清時出現的不少農書，記有多種捕蝗滅蝗的方法及法規，或專篇成冊，又或廣布告示、手冊，將治蝗之法宣之于民，治蝗條令流布甚廣。

不過，鑒于百姓接受知識與民風民俗的不同，實際上，治蝗有官府組織的規模治蝗與民眾自發形成的零散除蝗模式。唐宋以降，蝗蝻發生時地方官親自下鄉、率民驅除成為定制。清代時，對捕蝗官民的權責、法規約束的規定有了更細致的要求，并在蝗發時專設臨時治蝗機構——廠或局，設在蝗發地附近，指揮治蝗，同時以蝗易米易錢，處理所收繳蝗蟲。廠（局）的負表人由地方官員擔任或由當地保甲里耆公舉人選。具體治蝗工作中，還設有護田夫、農長（鄉約）作為除蝗小隊的負責人，記錄受災地界范圍、地主佃戶捕蝗人員造具清冊，便于調動。由此可以看出，在清代實際上形成了總督、巡撫、布政使、道府、州縣官由上而下監管的制度，治蝗的責任層層分攤，下層官員治蝗不力，往往牽涉到上級官員連累處罰，形成縱向連帶責任制。在古代國家能形成這種嚴密的管理，代表著古代傳統世界高水準的治蝗模式。雖然治蝗政策多層，報災程序繁瑣，也會延誤治蝗時機，但是若官民得以實心治理，“便宜行事”，確實能起到了很好的成效，如清代康雍乾三代對蝗災治理重視，治災系統有序運作，雖然蝗災記錄不斷，但是造成大面積蔓延的現象卻不多見。當然，在政局動蕩、治理者怠政時，這些機制也只能是虛設，無法發揮效用，這就是清中后期嘉慶以后大蝗災更頻繁發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現代之前的除蝗水平怎么樣？

治蝗與治水旱災不同，先民早有認知。徐光啟《農政全書》中說到：“水旱二災，有重有輕，欲求恒稔，雖唐虞之世，猶不可得……惟蝗不然，先事修備，既事修救，人力茍盡，固可殄滅之，無遺育。此其與水旱異者也。”所以蝗災是可以通過人力加以控制與消滅的，但是古代并沒有高效除蟲藥劑，也沒有大型實用的除蟲機械，主要還是靠人力捕除，所以治蝗要從根上進行治理，嚴加防范。蝗災發生后，要掌握蝗蟲習性，有針對性地根據蝻與成蟲的不同階段進行除治。首要原則是先做好準備，根治蝗蝻滋生地，所謂“捕蝗如捕盜禁于未發，則用力省而種類不至蕃滋”（《清高宗實錄》）。其次治蝗要宜早宜速，趁蝗尚幼時就要及時處理，“治蝗不如治蝻，治蝻不如收子”。蝗卵未孵化前，不易察覺，而飛蝗又常高飛遠揚，同樣不好除治，因此蝻蟲的除治就至關重要，此時蝗蝻尚不能飛，只能跳躍前行，如圖所示掘溝陷殺法最具代表性，需要有組織、節奏統一地驅趕，一步步將蝻蟲驅至壕溝，然后火燒或烹煮蝗蝻至死再掩埋。這種方法延續到民國還很常見，西方國家在未采用化學藥物之前，也用過這種方法。

另外值得一提，是古代的生物除治法，利用家禽、飛鳥除蝗，最成功的是養鴨治蝗法。古代向來有驅鴨食蟲的做法，明代福建人陳經倫觀察到鷺鳥啄食蝗蟲的特性，而聯想到利用家鴨替代。到清乾隆時，其五世孫陳九振在安徽蕪湖做官遇蝗災，推廣民間畜鴨治蝗，這一方法得以規模運用。“蝻未能飛時，鴨能食之。如置鴨數百于田中，頃刻可盡，亦江南捕蝻之一法也”（清代顧彥《治蝗全法》）。養鴨食蝗成為清代乃至民國社會都是很實用的方法，尤其在水鄉得到重視，民國時甚至將養鴨治蝗法納入到地方治蝗辦法中，布告百姓執行。此外，百姓也會制作一些撲打工具和網兜來捕捉飛蝗，或者利用植物性毒汁滅蝗卵等。總體上看，傳統的除蝗是比較費時費力的，千年來的治蝗效率并沒有質的提高。古代社會要應對數量龐大的蝗蟲，最有效的方法是行動一致的人海戰術。

中國傳統社會的治蝗大致是這種模式，直到民國時西學的引入才發生改變。20世紀初，西方國家的蝗蟲研究與交流跨越國界，合作慢慢成為常態，一些國家開始共同商討治蝗，并設置國際性專門治蟲組織，以謀求一個合作政策應對蝗蟲，達成國際互助。當時，各國陸續與世界接軌，治蝗模式在國際治蝗組織的指引下開始趨同，研究成果共享，在蝗蟲活動范圍預測和控制的問題上取得了長足進展，中國也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參與了幾次國際治蝗會議的交流。

受西方國家新式治蟲管理形式的引領，民國時，我國治蝗機構開始仿美國新式機構設置，實現行政管理與科研工作的結合，治蟲的科技人員實地調研蝗蟲種類與受災面積，下鄉指導滅蝗，培訓治蝗人員，科技人員同時參與治蝗的行政管理。政府有意識地運用聯合與分散兩種模式管理：聯合體現在集合全國各地治蝗經驗，召開治蝗會議，交流災況、統一布署；分散是通過有針對性地治災，成立各地昆蟲局總轄具體治蝗事宜。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地方上紛紛建立治蟲機構，創立新建置，將研究人員納入到治蟲的行政工作中，如江蘇昆蟲局、浙江昆蟲局、中央農業實驗所病蟲害系在中國治蝗史起到了重要的承上啟下作用，推動了從傳統法治蝗轉向現代科學除蝗。

當時的除治方法對人力的依賴大大減少，通過學習和采用西方的治蟲技術，利用本土的資源，創造價廉實用的除蝗藥劑及除蝗器械。如除蝗藥劑是提取本土的某些植物和礦物中殺蟲成份，研制出固狀、粉狀或液狀的除蝗品，同時仿造國外小型家庭除蟲器具，推廣器械除蝗，最成功的就是噴霧器。20世紀四十年代以后，國際上新型高效的殺蟲劑問世，如DDT、六氯化苯（即六六六），中國也開始了對新式化學品除蝗的研究，當時研究者們的工作對1949年后的治蝗事業貢獻良多，治蝗獲得空前成功。不過，由于DDT、六六六的殺蟲劑對生態環境的污染太嚴重，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禁用了。

1949年以后，國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財力治理蝗蟲滋生地，控制蝗災，有效遏制了蝗蟲連年暴發勢頭，成效顯著。雖然現在蝗災的威脅依然存在，但是基本可以科學防控，正在向可持續治理方向努力。

從世界范圍來看，由于蝗蟲有群聚性與遷飛性，人類必須協同治理，才有可能控制蝗災的大爆發，所以國際間的合作治蝗是最有效的應對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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