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談到公平與效率時，總會說要么是公平優先，要么是效率優先，二者此消彼長、互相對立。每當聽到人們這么說時，我就會想起100多年前發生在美國的一個真實案例:馬糞爭奪案(Thomas Haslem v.William A. Lockwood, 1871)。
馬糞爭奪案的故事
這個案子發生在 1869 年 4 月 6 日。原告請了兩位幫工，到馬路上撿馬糞。他倆從晚上 6 點干到 8 點，在馬路上共堆了 18 堆馬 糞。馬糞堆起來以后，因為太多拿不動，兩位幫工就回去取車，準備第二天來運。但他們并沒有在這 18 堆馬糞上做任何標記。
第二天早上，案中的被告看見了這些馬糞，就問附近巡邏的人: 這些馬糞有沒有主人?有沒有人要把馬糞運走?巡邏的人說不知道。 被告聽了以后，覺得這些馬糞沒有標記，也沒有主人，就把馬糞運回自己家，撒到自己的田里了。
到了這天中午，兩位幫工帶著車過來，發現馬糞沒了，一問之下，才知道原來是被告拿走了。雙方發生爭執，最后鬧到法庭上。
鼓勵創造財富，還是鼓勵對財富做標記
在法庭上針鋒相對的，有這么幾種觀點。
一是“溯源說”。有人主張，馬糞真正的主人是馬，因為馬糞是 馬拉的;也可以進一步說，馬糞屬于馬的主人。但問題是，馬的主 人把馬糞丟在路上，已經放棄了對馬糞的所有權。
二是“位置說”。被告主張，馬糞掉到馬路上，就成為馬路的一部分，而馬路是公家的，所以誰見了馬糞都可以拿走。原告讓幫工 把馬糞堆起來，只是改變了馬糞所在的位置，并沒有改變它的所有 權，因而馬糞不歸原告所有。
三是“標記說”。法庭上也有人主張，關鍵看原告有沒有給馬糞 做標記，如果沒有做標記，那就不能怪別人把馬糞搬走了。
四是“勞動說”。原告堅持認為，是幫工們花費了工夫，才把馬 糞堆積起來的，所以馬糞應該歸原告所有。
雙方好像都有道理。但哪種觀點更重要呢?如果你是法官，會 把馬糞判給誰?
鼓勵人們創造財富，社會才會越來越好
事實上，一點兒馬糞，判給誰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案件會對后代產生怎樣的影響。設想一下，有兩個村子，發生了同樣的案子，唯一不同的是，第一個村子把馬糞判給了原告，也就是堆積馬糞的人;第二個村子把馬糞判給了被告，也就是那個看見馬糞就把馬糞拿走的人。這兩個村子，過 50 年、100 年后，會發生怎樣的變化?
可以設想，在第一個村子里，由于把馬糞判給了創造財富的人， 那么村民就會有這樣的預期:凡是經過人類勞動的成果，都是財富; 凡是財富，就都有主人;有主人的財富是受到法律保護的。要尊重別人的財富，不能見到就拿走。只要有這樣的共識，這一共識又變成傳統，那么在這個村子里，人們就用不著花很大的工夫來保護自己的財富，他們因此也會更積極地去創造財富和積累財富。50 年、100 年后，這個村子就會走向富足。
在另一個村子里，法官把馬糞判給了被告，那么村民就會形成另外一種預期:只要是沒人看管的東西，就可以隨便拿走。結果順手牽羊的行為就會大增，有產者花在看管財富上的努力就會變大，大到足以抵消財富本身的價值。人們不僅會喪失創造和積累財富的 積極性，即便創造和積累了財富，其價值也會被保護財富的努力所抵消。50 年、100 年后，這個村子就會走向貧困。
當年馬糞案的法官，就是根據這個思路，把馬糞判給原告的。
從經濟學的角度看，這個判決意味深長。
公正背后是效率考量
尊重別人的財富，不能見獵心起，不能順手牽羊，這是一種普世的公正觀，每位負責任的家長都會向子女傳授這種觀念。但在這種公正觀背后，卻是效率的考量——保護產權的努力是會消耗資源的，這種消耗越大，資源的凈值就越低;社會的道德規范，越是能夠幫助降低這種消耗，社會財富的積累就越多。
在生活中，很多人討論什么才是公正的，但背后其實很可能是在對效率做出考量。
我們不能隨便把人投進監獄，除非給他一個公正的審判，否則就是不公正的— 這背后的效率考量是:如果人力資本會受到隨意的破壞，人們就不會有積極性去積累自己的人力資本，懶惰和無知就會成為世界的常態。
我們不能隨便拿人家的東西，除非給出合理的補償，否則就是不公正的— 這背后的效率考量是:如果可以隨便拿別人的東西， 就不會有人有積極性去愛護、積累自己的財富。
交通肇事者應該負責任，否則就是不公正的— 這背后的效率 考量是:如果交通肇事者不需要負責任的話，那么馬路就會非常混 亂，效率就會降低，馬路的價值就會消失。
當我們討論公正的問題時，背后的含義往往是:這是符合效率標準的。 往往是那些讓社會里每個人都有積極性去積累財富的規則， 或者那些讓社會能夠健康發展的規則，才是公正的規則。也就是說，因為有效，所以公平。
當別人在討論到底是公平重要，還是效率重要的時候，學過經濟學的人明白，公平背后往往是效率的考量，不是單個人效率的考量，而是整體社會長遠發展的效率的考量。公平和效率，往往是一枚硬幣的兩面。
《薛兆豐經濟學講義》（薛兆豐著，中信出版集團）
用經濟學的思維方式
做復雜世界的明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