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新冠病毒之外，“蝗災”正在成為東非、印度等地區農民的噩夢。2月17日，《印度時報》報道印度蝗災僅 留存于部分地區，對農民來說 暫不構成重大威脅，但這并不意味著可以掉以輕心——據聯合國 糧農組織官員接受媒體采訪所稱，這一波蝗蟲的卵正在發育中，非洲可能在三四月份出現新的大規模蝗群，而印度政府則預警今年6月印度可能將遭受更嚴重的災情。

去年下半年，印度洋發生氣候異常現象，阿拉伯半島和東非沿岸降雨量激增，使得沙漠蝗得以快速繁殖。大規模蝗災，將對糧食安全造成重大影響。2月11日，聯合國糧農組織向全球發出預警，希望各國高度戒備，應對可能會帶來的糧食危機。 蝗蟲是一種遷徙能力極強的生物，因此需要多國協同治理。

印度洋偶極。一種異常的氣候震蕩現象，會導致大洋東西側水溫異常，改變風向與洋流。其中水溫比正常高的一側稱為正偶極，比正常低的一側則稱為負偶極。2019年末，印度洋發生了強烈的偶極現象，由此導致了非洲大陸東部的降雨量激增和大洋另一端澳大利亞的山火。

那么蝗災是否會影響到中國？西部昆侖山脈和青藏高原的阻隔，一定程度上保護中國暫時不受蝗災擴散的影響。不過在中國歷史上，蝗災曾給封建政府帶去毀滅性的打擊，缺乏應對措施的古代農民只能聽天由命，等蝗災自然退散。而在近代，上世紀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間暴發的蝗災也造成大量人民流離失所。

歷史上人們想出了很多應對蝗災的辦法。近期網絡熱議的“養鴨治蝗”，最早可以追溯到明代。在民國，為了治理蝗蟲還曾成立養鴨治蝗協會。

如果你對蝗災依然還有疑問，那么請繼續看下文。我們采訪了中國農業大學昆蟲系教授石旺鵬、華南農業大學副教授趙艷萍，解答了關于蝗蟲生物習性和蝗蟲治理歷史的問題。

采寫 | 新京報記者 宮子

—

蝗蟲生物習性

石旺鵬

中國農業大學昆蟲學系教授

（1）

非洲沙漠蝗

遷徙能力強，危害極大

新京報；此次引起蝗災的蝗蟲種類為沙漠蝗。能否簡述一下該物種的習性，例如它們適應的生存條件，它們的繁殖力等等？

石旺鵬：非洲沙漠蝗屬于沙漠蝗屬，主要分布在非洲、南亞和西南亞等，非洲沙漠蝗喜食草本植物，食性廣，可達400多種；沙漠蝗密度小時為散居型，散居型遷移能力差，若蟲有6個齡期，密度高時轉變為散居型，遷移能力強，若蟲有5個齡期。繁殖能力強，每個世代可產卵300粒左右。

新京報：除了沙漠蝗外，還有其他蝗蟲種類，能否簡述一下這些蝗類之間存在的差異？沙漠蝗是蝗類中危害性最大的一種嗎？

石旺鵬：除去沙漠蝗外，另一個災難性蝗蟲就是飛蝗，遍布非洲、泰加林以南的大部歐亞大陸、東印度群島、大洋洲熱帶部分和新西蘭等，意大利蝗和摩洛哥戟紋蝗主要分布在中亞和地中海地區等，同樣對植物造成重大危害，這三種個體相對非洲沙漠蝗小。非洲沙漠蝗個體大，飛行能力強，暴食性強，是綠色植物的克星，危害極大。

沙漠蝗。本次東非蝗災的罪魁禍首。當降雨量激增時，該蝗蟲會大量泛濫。1915年，沙漠蝗造成的蝗災幾乎摧毀了巴勒斯坦與耶路撒冷附近所有的植被。沙漠蝗還有很強的遷徙能力，據報道，1987年的蝗災只用了十天時間，就從紅海地區擴散到了加勒比海，橫越了整個大西洋。

新京報：據說蝗蟲具有肉食性，在這方面它的主要食物來源是什么，是否有主動攻擊人類的可能性？

石旺鵬：沙漠蝗有自殘行為，主要取食同類小弱病殘個體，一般不會主動攻擊人類，但是如果你招惹它，它會咬你哈。

新京報：它們的遷徙能力如何？是否有可能擴散到中國，甚至擴散為全球危機？

石旺鵬：遷移能力超強，可以主動飛行也可借助氣流飛行，有可能擴散到中國和歐洲，也有遷飛到美洲的記錄。

新京報：這次非洲蝗災的發生，受到了哪些氣候影響，是否與洋流或澳洲森林火災有關？

石旺鵬：主要受到雨季的影響，當然與洋流有關，是否與澳洲火災有關，需要分析。間接關系會有吧。

（2）

中國近年來蝗災

暴發頻率低、程度輕、規模小

新京報：過去人們經常采取有機磷農藥滅蝗的方式，這種方法面對這次的蝗災還是否有效？蝗蟲的抗藥性及變異的速度是否超出了人們的預期？

石旺鵬：這次也主要采取有機磷農藥等，蝗蟲的抗藥性不強，但是化學農藥對生態平衡的破壞嚴重，所以人們期望多用環境安全的生物農藥。

新京報：該蝗蟲在自然界是否有天敵，生物防治手段是否可取？農業科學界近幾年是否有新的應對手段？

石旺鵬：蝗蟲的天敵眾多，有捕食性、有寄生性的、有病原真菌、病原細菌、病原微孢子蟲，病原病毒、病原線蟲等等。如果不使用化學農藥，這些天敵完全可以自然控制中低密度下的蝗蟲。目前的生物防治主要采用蝗蟲微孢子和蝗綠僵菌治蝗。很多新的手段也都在研發之中，但需要政府的資金支持。

新京報：除了農業影響外，蝗蟲有傳播疾病的危險嗎？

石旺鵬：你是第一個提出這個問題的記者，非常好。目前大家關注肺炎，已經知道蝗蟲攜帶肺炎桿菌等病菌，能否攜帶讓人類致病的病毒等，這需要進一步關注。

肺炎桿菌，自然存在于土壤中，在人體的口腔腸道及自然菌體中也可發現。一般情況下不會致病，但是當人體抵抗力較低時，可由上呼吸道進入肺泡，引發病變，常見于有其他衰竭性疾病的中老年患者。臨床上雖可使用抗生素治愈，但由其引發的肺炎，死亡率依然在50%左右。

新京報：在應對蝗災方面，中國在近幾年有什么樣的進展，以及還存在哪些需要重視的問題？

石旺鵬：中國近年來蝗災暴發頻率低、程度輕、規模小，一方面與氣候有關，二方面與防控較好有關，三與應急處理及時有關，四是防蝗體系運轉效率高有關。但是蝗災不重導致防蝗經費持續下降、基礎研究支持力度下降、防治蝗蟲新技術研究乏力、蝗蟲人才老化短缺等等問題很多。

—

蝗災治理歷史

趙艷萍

華南農業大學副教授

蝗災歷史研究學者

（1）

政局安穩與蝗災的嚴重性關聯極大

新京報：目前，東非蝗災已經擴展到了印度和巴基斯坦，就中國農業的歷史和地理位置而言，你認為它是否有侵入中國的可能？

趙艷萍：世界各地蝗蟲為害的種類不一樣，全世界有危害性蝗蟲的種類約有500種，其中以沙漠蝗和飛蝗的危害范圍最廣。沙漠蝗主要發生在非洲，通常會波及中東和地中海沿岸各國，甚至南亞次大陸。我國的蝗蟲為害是飛蝗的三個亞種：東亞飛蝗、亞洲飛蝗和西藏飛蝗。史書上所見的中國蝗災大多是東亞飛蝗所致。它們為害的范圍北至北緯42°，西達東經105°，東及沿海，南到海南島。

從現存的史料上看，未見沙漠蝗大規模入侵中國的記錄。現在已經有很多專家解釋過，入侵中國的可能不大，一方面是中國的環境條件不是沙漠蝗適生區，另一方面就是有天然的山脈阻隔。

東亞飛蝗。因為體態及結構與非洲沙漠蝗差異極大，被認為是另一個亞種。東亞飛蝗所導致的蝗災多發生在夏季干燥或冬季溫暖的年份。

新京報：中國歷史中有記載的最嚴重的蝗災發生在什么時期，造成了什么后果？

趙艷萍：蝗災在中國古代被列為三大自然災害之一，蝗災的發生是自農業出現以后就伴隨而來。粗略的統計從春秋明確的蝗災記錄到1949年為止，中國的蝗災年有800多個，平均2-3年就有一次地區性大發生，每5-7年有一次大范圍的暴發。

史料上的蝗災記錄，時代越后，記錄越詳，看起來蝗災越來越嚴重，但是僅憑現有的史料記載是不能準確判斷蝗災的嚴重性。依據史料相對翔實的清代和民國的材料可以看出，政局的安穩與蝗災的嚴重性關聯極大。

歷史上嚴重的大蝗災，比如清代咸豐年間的大蝗災，根據我對清實錄和方志記錄的統計，咸豐在位十一年，共有600多縣次大大小小的蝗災記錄，大蝗災有七年之久。從咸豐二年 （1852）廣西開始生發、蔓延，最嚴重的是在1856-1858年，重災省11個：廣西、湖南、湖北、陜西、山西、河南、河北、江蘇、浙江、廣東、江西，甚至西藏也頻傳蝗害。又如民國時期1928-1935年間，蝗災發生范圍也很廣，尤其在1933年，全國12省有蝗，9省為重災區。

所以從1933年起中央農業實驗所就開展了全國蝗患調查，以求對蝗患情況有全面了解。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暴發，陷入戰亂的地區，災害治理也無從談起，蝗害記錄不全，當時的真實受害情況不得而知，現在可以看到的是1942至1946年的蝗患嚴重，波及華北各省、安徽、湖北、貴州，由淪陷區蔓延至各地。

蝗蟲是暴食性昆蟲，蝗蟲大暴發時，咬食各種東西，樹葉、衣服，甚至會咬食人，“食葉嚼穗，罄盡為止。”蝗災的出現往往與旱災相連，所以如果治蝗不及時，百姓之苦是慘烈無比。在民國的文獻上常可看到戰亂又逢旱蝗，有饑餓不能出門戶者，合家投繯自盡；有買賣人口，甚至人相食的，讓人不忍卒讀。

肯尼亞蝗災照片。圖片來源：美聯社。

（2）

封建時期

治災系統有序運作

新京報：封建時期的政府有什么管理蝗災的法案。在當時的條件下是否行之有效？

趙艷萍：封建時代政府的治蝗管理上，漸漸形成了一套嚴密的體制。漢代時政府就開始派遣官員治蝗，出現了用錢、米收購蝗蟲的規定，激勵百姓捕捉蝗蟲。不過，唐以前“災異譴告說”流行，很多民眾有畏蝗思想，認為這是上天的懲罰，不敢隨意捕捉。自唐代開元年間的名相姚崇極力倡導人力捕滅之后，民風大變。

開元三年，山東發生蝗災。當地百姓以天災降臨為由，認為不能捕捉蝗蟲。姚崇則堅持推動焚燒掩埋的方式，在那個年代成功阻止了蝗災的蔓延。

宋代時有了世界上最早的治蝗法規——《熙寧詔》《淳熙敕》，捕蝗被列入為各級政府要政，治蝗業績成為官員升遷考核的內容之一。清代時，對捕蝗官民的權責、法規約束的規定有了更細致的要求，并在蝗發時專設臨時治蝗機構——廠或局，設在蝗發地附近，指揮治蝗，同時以蝗易米易錢，處理所收繳蝗蟲。具體從事捕蝗的民眾，又設有護田夫、農長作為小隊負責人，記錄受災地界范圍、對捕蝗人員登記造冊。

所以，到清代時實際上治蝗管理形成了系統的由上而下監管的機制，治蝗的責任層層分攤，形成縱向連帶責任制。不過，由于治蝗政策多層，法令嚴格，報災程序繁瑣，治蝗地方官也會報怨延誤治蝗時機，所以實心治蝗地方官會見機行事，有序開展治蝗，確實能起到了很好的成效。翻看清代康雍乾三代史料能看到治災系統有序運作，雖然蝗災記錄不斷，但是造成大面積蔓延的現象卻不多見。只是一遇到政局動蕩、治理者怠政時，這些機制都只能是虛設。

（3）

民國曾成立養鴨治蝗協會

新京報：什么時候開始出現專業的治蝗器械呢？能否簡單介紹幾個有突破性的器械？

趙艷萍：中國古代沒有高效除蟲藥劑，也沒有大型實用的除蟲機械，數千年來主要還是靠人力捕除。到民國時，西學進入，國際上治蝗合作與交流增多以后，我國才開始仿西方的除治方法，但是因為當時國內資源有限，戰亂頻仍，研究工作時斷時續。主要是充分利用本土資源，創造價廉實用的除蝗藥劑及除蝗器械。不過專業的治蝗器械并沒有，這跟美國的治理不一樣。

19世紀70年代晚期，美國已朝著機械化除治和藥物除治的方向努力，發明了多種器械，尤其是一些大型的除治器械的研發，是世界上最早推行機械化除治的國家，如焚燒蝗蝻機器的使用很成功，還有用馬拉的卷筒型重碾用于平整而堅硬的土地上除蝗，以及類似suction-fanning machine，可以將蝗蟲吸進再碾碎。不過，中美國情迥異，這類大型的除蝗器械并不適合中國土地。民國時期做的比較成功的是小型家庭除蟲器具，比如噴霧器。相配套的是20世紀四十年代以后，仿制國際上新型高效的化學殺蟲劑，如DDT、六氯化苯 （即六六六）。不過，由于DDT、六六六的殺蟲劑對生態環境的污染太嚴重，我國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禁用了。

美國上世紀密蘇里州的除蝗器具。由兩個大錫管組成，錫管連接著每分鐘1200轉的高速風扇。該設備可以在平坦的農田里很好地工作，唯一的限制是它需要抽水機提供動力，而當粉碎的蝗蟲抵達一定數量后，破碎的蝗蟲尸體會黏附在篩網上。

新京報：民國時期，為了應對除蝗器械不足，曾經推廣過養鴨治蝗的方案。這種生態治理的方法取得了什么成效，以及是否存在弊端？

趙艷萍：古代的生物除蟲法是很有代表性的，利用家禽和飛鳥除蟲，尤其是民間向來有驅鴨食蟲的做法。養鴨治蝗其實也由來已久，明代福建人陳經倫觀察到鷺鳥啄食蝗蟲的特性，而聯想到利用家鴨替代，不過因為當時閩省蝗害不多見，這方法百年內卻并未得到推廣。到清乾隆時，他的五世孫陳九振在安徽蕪湖做官遇捕蝗事，便大力推廣民間畜鴨治蝗，這一方法得以規模運用。1776年陳家后人陳世元編《治蝗傳習錄》將祖遺之法記錄下來。民國時期這方法在江南水鄉得到政府的推廣。

養鴨治蝗固然是很好的生物除治，不過在古代若要大范圍推廣是難實現的。鴨子喜水這一特性就限制了它的推廣范圍。此外，鴨子的食量有限，據現代測算每日每鴨 （三四斤重）可捕食蝗蝻二斤左右。但是鴨子貪食，不宜給鴨吃得太飽，否則容易食多致死。鴨子對于除治未成蟲的蝻子才是最有成效，高飛遠揚的飛蝗，鴨子的啄食能力便無法施展了。在蝗蝻災嚴重時，鴨少蝻多，亦無濟于事。1929年江蘇寶應縣有一實例“有畜鴨以食蝗者，不意蝗蟲積至尺余，竟斃鴨數百頭。”但是要想規模養殖，成本、場地、管理都是個難題。

民國時，部分縣鄉由政府出資提供鴨種，采用分散養殖，這樣便于管理和降低成本，同時達到控制蝗蟲的目的。還有成立養鴨治蝗協會，要求各分會每百畝至少養成大鴨十只，養鴨資本由各佃戶自行按畝攤集。協會負責管理，遇有意外，負責補償民眾損失。養鴨所獲利益，除協會開支外，百分之六十作為息金按畝分派，百分之四十作為分會公積金，用作總會治蝗經費。這樣一來，村民有利可得，也解決了治蝗經費的攤派問題。這種因地制宜的方法，充分結合了各方資源，使民有利可圖，提高了主動治蝗的積極性，直到今天仍有參考價值。

（4）

現代治蝗

蝗災需要各國協同治理

新京報：那距離我們最近的一次蝗災發生在什么時期呢。現代人應對蝗災是否有更加科學、有效的手段呢？

趙艷萍：根據農業部的統計，我國蝗蟲常年發生面積2.8億畝次左右，分布在20個省 （區、市）的1100多個縣 （市、區、旗、團場）。其中，飛蝗 （東亞飛蝗、亞洲飛蝗、西藏飛蝗）常年發生3000萬畝次左右。天津、河北、山西、山東、河南、四川、新疆等常發區和吉林、黑龍江等偶發高密度蝗群危害仍時有發生。北方農牧交錯區的土蝗常發區 7000萬畝次左右，河北、山西、內蒙古、新疆等部分地區時常出現大量土蝗由草灘地向農田遷移，會造成集中危害現象。草原蝗蟲常年發生1.8億畝次左右，內蒙古、新疆等地區連續多年大面積發生，危害草原植被。另外，與我國毗鄰的哈薩克斯坦、蒙古、俄羅斯等國家也時有蝗蟲遷入我國邊境地區危害，構成一定威脅。

經過多年治理，我國初步實現了“飛蝗不起飛成災、土蝗不擴散危害、入境蝗蟲不二次起飛”的治理目標，蝗災在我們生活區造成的危害大大降低。

我國現代治蝗以“預防為主、綜合防治”為方針，依靠科技進步，資金投入，重視監測預警，落實防控責任，強調蝗災可持續治理。國家要求建立縣級以上蝗災防治指揮機構，各級政府將蝗災治理所需經費納入財政預算，構建監測防控體系。監測隊伍要求，確保農區每萬畝蝗區有1名查蝗員、農牧交錯區每5萬畝蝗區有1名查蝗員、牧區每10萬畝蝗區有1名測報員。要求建立覆蓋農區、牧區的全國蝗災監測預警與防控指揮信息系統，與農業應急管理指揮決策系統相銜接，建立蝗災信息數據庫，提高防控指揮信息化水平。同時支持蝗蟲研究項目，建設農區和牧區蝗蟲研究重點實驗室，加強蝗情監測預警與蝗災可持續控制關鍵技術研發。

新京報：近現代治理蝗災時，是否有過嚴重的失誤（例如政府的臨時政策并不符合專業知識，或者專家們提出了并不現實的方案等等）？

趙艷萍：近代與現代的蝗災治理有很大不同，近代治蝗還處在從傳統的人工捕除向藥劑除蝗的探索階段。當時的治蟲科技人員做了很多貢獻，引入蝗蟲生物學知識，運用科學治理手段，推動了從傳統法治蝗轉向現代科學除蝗。當時政府的治蝗決策因為有了這些專業治蝗技術人員的參與，并沒有特別大的問題。如果說有失誤是體現在因為戰亂沒有能力持續有效的治理吧。另外影響比較大的，是 20世紀四十年代以后一直到八十年代，大量使用DDT、六氯化苯 （即六六六）等高毒高殘留農藥，對生態環境帶來了不少后遺癥。

現代的治蝗工作更為科學有序，蝗災治理屬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權，“政府主導、屬地責任、聯防聯控”的工作機制，以標本兼治和應急防治相結合，采用生物防治、天敵保護利用、生態調控等綠色治蝗技術，減少蝗蟲孳生地，降低發生基數。

新京報：在治理蝗災這一點上，其他國家是否有值得借鑒的經驗？

趙艷萍：由于蝗蟲有群聚性與遷飛性，世界各國意識到必須協同治理，才有可能控制蝗災的大暴發，從20世紀初開始，國際間治蝗合作與交流就開展起來，成立國際性的治蝗組織，開展國際治蝗會議等等，合作形成常態。所以，現在各國的治蝗工作比較趨同。隨著聯合國糧農組織的成立 （FAO）,當下國際間主要通過人才交流、合作研究和技術引進等方式，重視建立蝗蟲監測站，加強對境外遷入蝗蟲監測等，同時也強調對非洲國家提供治蝗技術培訓和治蝗援助，協助提高其蝗災防控技術水平。因為只有互助合作，才是人類應對蝗災的有效途徑。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采寫：宮子；編輯：榕小崧；校對：何燕。題圖來自聯合國糧農組織。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

延伸閱讀

澳洲，山火中的黑色夏天

一個澳大利亞人的自述。

如何看待公衛防疫和個人權利之間的復雜關系？專訪劉紹華。

—

參加新京報·文化客廳疫情線上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