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八百里加急有多快？唐代詩人岑參在《初過隴山途中呈字文判官》一詩中寫到“一驛過一驛，驛騎如流星。平明發(fā)咸陽，暮及隴山頭。”在這里他把驛騎比做流星。

唐朝的郵驛設(shè)置遍布全國各地，分為陸驛、水驛、水陸兼辦三種，驛站設(shè)有驛舍，全國有1600多個驛站，驛務(wù)人員共2萬人，由兵部之下郎中直接管轄。按唐政府官方規(guī)定，陸驛快馬一天走6驛即180里，再快要日行300里，最快要求日馳500里。

天寶十四年（公元755年），范陽等三鎮(zhèn)節(jié)度使安祿山聯(lián)合史思明在范陽（今北京）以誅殺楊國忠為名發(fā)動叛亂，史稱“安史之亂”，從此，唐帝國由盛轉(zhuǎn)衰。當時唐玄宗李隆基正在華清宮，兩地相隔三千里，六日之內(nèi)唐玄宗就得知了這一消息，當時的傳遞速度就達到了每天500里，約合現(xiàn)在的227公里。由此可見，當時的唐朝郵驛通信的組織和速度已經(jīng)達到很高的水平。

到了宋朝，郵驛的驛卒基本由兵卒擔任，規(guī)模自然不如唐朝龐大，但傳遞的速度卻絲毫未受影響。北宋科學家沈括在《夢溪筆談》記載：“驛傳舊有步、馬、急遞三等，急遞最遽，日行四百里，唯軍興用之。熙寧中又有金字牌，急腳遞如古羽檄也，以朱漆木牌鑲金字，日行五百里”。后來，著名抗金名將岳飛在前線接連收到十二道金牌，即是當時最快的朱漆金字牌。據(jù)《宋史·岳飛傳》記載：“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功，廢于一旦。’”

一般來說，在碰到這樣的緊急軍情，都會跑死很多匹馬，而且對驛卒的體質(zhì)要求也非常高，不然的話根本受不了馬背上的一路顛簸。因此，像傳送這類加急文件的人員都是精挑細選，大都是身強體壯的。現(xiàn)如今我們經(jīng)常能從影視劇中看到驛卒在送八百里加急文件時，在到達目的地的那一刻，一般都是直接累癱在地，被人抬下去休息。如果，送信人本身體質(zhì)差一些的話，很可能會因為勞累過度而亡，所以在古代時候非到萬不得已是不會用八百里加急送信。

正是因郵驛制度的重要性，我國的歷朝歷代都對其都非常重視，唐朝更以法律的形式將郵遞過程中的種種失誤做出處罰。唐朝律法還規(guī)定，驛長負有若干職責，首要有必要每年呈報驛馬死損肥瘠，呈報經(jīng)費支出狀況。若有驛馬死損，驛長負責賠償；若私自減去驛站人員和馬匹，則杖一百。最為嚴厲的就延誤之罪，凡在驛途中耽誤行期，應(yīng)遣而不遣者，杖一百；文書晚到一天杖八十，兩天加倍，以此類推，最重可處徒罪二年。

而對于善于攔路打劫的強盜，八百里加急送信人員被強盜半道劫去了怎么辦？當時，唐朝律法就規(guī)定，若是有人膽敢耽誤或劫持緊急軍事文書，則罪加三等。要是導致更嚴重后果，例如因書信貽誤而戰(zhàn)敗的則直接判死刑，同時家人連帶。正是在這樣的嚴厲懲處下，連強盜都不敢去搶，如果有這樣的想法，簡直是找死，而且是全家都會遭殃。《大唐六典》就曾有記載：“（驛卒）大喝：‘八百里加急！御賜金牌，阻者死，逆者亡！’隨即便見煙塵滾滾，騎者已然離去！”

最后我們要說，我國是世界上最早建有驛傳的國家之一，中國的郵驛制度也歷經(jīng)春秋、漢、唐、宋、元的各個朝代的發(fā)展，一直到清朝中葉才逐漸衰落，被現(xiàn)代郵政取代。郵驛制度在我國古代運輸中和通信中有著重要的地位，封建王朝統(tǒng)治者靠著這些驛站收集信息、發(fā)布政令，掌控全國，維持統(tǒng)治。可以說它的重要性不亞于軍隊存在，郵驛制度不僅影響了中國疆域的統(tǒng)一，同時還為促進文化交流和中外往來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