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35年（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子時（晚上23點—凌晨1點），清朝入關后的第三位皇帝雍正駕崩于圓明園，享年58歲。其遺體被連夜運抵京師紫禁城，三天后（八月二十四）的申時（15—17點）入殮梓宮，并且按例停靈于乾清宮供嗣皇帝乾隆及百官祭奠。同年十一月十二，恭上廟號為“世宗”，11個月后（1736年【乾隆元年】十月十一日）奉移雍正梓宮前往易州（易縣）泰陵，停于隆恩殿之內。又過了四個半月，雍正帝的棺槨于1737年（乾隆二年）三月初二才正式入葬泰陵地宮。

那么問題來了，按照清朝祖制來說，自清軍入關后開始逐漸吸收漢式的一些制度和習俗，兆葬之法就是其中之一。雖然作為“入關第一帝”的順治以及孝獻和孝康兩位皇后仍舊是以滿洲習俗通過火化之法將寶宮入葬孝陵地宮之內。但從康熙帝開始，正式仿照漢制實行土葬。并且，從西漢文帝劉恒繼位之初就建霸陵為開端，形成了“新帝繼位之初就當營建陵寢”的定制，清朝自康熙開始也是如此。

雍正泰陵鳥瞰（東西南三座石牌坊，清代皇陵只此一例）

有違雍正風格的皇陵欽工

清圣祖于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駕崩，到1723年（雍正元年）九月初一入葬景陵地宮，歷時僅十個半月。而與此相對應，雍正帝卻足足用了一年零六個月，這與素來雷厲風行的雍正和以孝義為重的乾隆格格不入。由此只能說明一個事實，那就是終雍正在位的十三年，他的萬年吉地都未能修建完成，從而導致其入葬地宮的時間延遲。

雖然這種現象在清朝后世皇帝當中很普遍（咸豐定陵、同治惠陵、光緒崇陵等皆如此），但畢竟所處的時代不同，作為“康乾盛世”的紐帶與橋梁，雍正帝素以焚膏繼晷、勤勉治國而著稱，雖然其在位僅僅13年，但卻徹底改變了康熙晚期遺留下來的國庫空虛等難題。所以，并不會出現經濟緊缺的問題，并且這也不符合他干練果決的風格。究其根本，主要受以下兩大因素的影響：

第一，政務繁忙，朝乾夕惕。雍正于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二十繼位之時，已然年近半百（45歲），相較祖父順治6歲登基、父親康熙8歲登基來說，他并沒有那么多時間和精力去思考除了朝政以外的事情。

雍正帝畫像

朕念皇考四十五年顧復深恩，勉承大統，仰荷貽謀之重大，夙夜祗懼，不遑寢食。天下幾務，無分巨細，務期綜理詳明。

根據《清世宗實錄》和《世宗起居注》的記載與匯總，從繼位那一天開始，一直到去世的當天，雍正都始終保持一種忙于政務的狀態，幾乎很少有休閑和娛樂活動。踐祚13年當中，除了遵照祖制前往遵化東陵有8次告祭之外，他從未去過熱河行圍避暑，也未前往木蘭秋狝，諸如父親康熙和兒子乾隆十分熱衷的下江南、登泰山等活動也從不涉獵，甚至連關外三陵都沒有前往拜祭過，之所以連祖陵都未曾全數遵憲拜祭，雍正帝以“勉承大統，夙夜袛懼，務期綜理詳明”，足以見得在當時他自身的壓力著實不小。

實際上，壓力遠不止雍正說得那么單純。在其繼位之初，前有父親駕崩，后有生母薨逝。出于孝道，雍正既要辦理好父母的喪事大典，也要將二人盡早入葬景陵地宮。而與此同時，康熙晚期所遺留下來的疑難雜癥亟待解決，還要分身時刻關注當年九子奪嫡所遺留下的隱患，巨大而紛雜的壓力讓年逾四旬的雍正只能全身心投入到上述一系列頭等大事當中，焚膏繼晷而無暇分身。

第二，吉地選址本身就起步晚。皇帝繼位之初就應營建皇陵，而第一步，就是卜擇吉地。陵址的選擇是需要皇帝本人和相度大臣以及一眾堪輿能人協同完成的，而且最終的決定權在皇帝自己手里。受第一點當中各種壓力的影響，雍正難以在繼位的前三年去專心思考自己萬年吉地的事情，所以直到1726年（雍正四年）九月，在父母均已入葬、朝中緊張的局勢稍有緩解的前提下，雍正才開始思考自己未來山陵的相關事宜。

清西陵平面布局圖

歷時長達三年的泰陵選址

工部奏，萬年吉地需用物料。請派出官員，督同各省備辦。得上奏曰，楠木難得。如果不得，即松木亦堪應用。其備辦此等木植，自京城差遣官員，未免騷擾地方。即交與總督、巡撫，動正項錢糧采買。

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雍正的吉地選址并不像父親和祖父那般順遂。1726年（雍正四年）九月二十四，雍正帝命怡親王允祥、文淵閣大學士張廷玉二人會同工部采辦吉地所需楠木。1727年（雍正五年）三月初十，正式下詔，遣李楠、明圖等人按照祖制前往遵化孝、景二陵附近“敬謹相度”。經過明圖等人的反復查勘，在回奏雍正的奏折中言道“無可營建之處”。

壬寅，諭大學士等。朕之本意，原欲于孝陵景陵之旁，卜擇將來吉地。而堪輿之人，俱以為無可營建之處。

精力有限的雍正帝只能在一個月后再一次派遣好兄弟怡親王允祥率領眾人在遵化境內昌瑞山皇陵之外的范圍內勘查。十幾天后，允祥等人發現遵化境內東北部的九鳳朝陽山實為一處上佳吉壤，為此具折上奏，有了最信任之人的推薦，雍正在很短的時間內，便確定了九鳳朝陽山作為自己未來的萬年吉地。

雍正帝劇照

動用正項采買，不許克扣。恐地方官員陽奉陰違，仍有擾累民間之事，應再行申飭。凡屬需用各項物料俱著該督撫動用正項錢糧，遴選賢員采買，按時價照數給予，不許分毫扣克，務令小民均得利益，自然欣然樂從。

該督撫等時時留心察訪，俾屬員敬謹遵奉。倘稍有不遵諭旨之處，朕必訪聞，將督撫一并從重治罪。

吉地選址一定，所有相應的木材、磚料等都需提上日程，在采辦工需過程中，體民之疾苦的雍正一再強調：“動用正項購買，不許克扣，恐地方官員陽奉陰違，仍有擾累民間之事，應再行申飭。”恐有生變的世宗皇帝在同年十一月二十九再一次降旨，重申“倘督撫與屬員稍有不遵諭旨之處，朕必訪聞，一干人等一并從重治罪”。在吉地選址的過程中仍然不忘民生與反貪墨等大計，雍正的朝乾夕惕可見一斑。

雖然選定九鳳朝陽山為吉地陵址，所需工料也開始加緊籌集當中，僅遵化州本土所援引的轉料就多達120余萬塊，看似規模宏大、效率倍增的前提下，卻直到一年多后（1729年【雍正七年】）方破土興工，由此可見雍正本人在山陵一事上的精力還是很有限的。不過值得慶幸的是，在開工后沒幾天，在陵穴部位動土之際就發現了純土之中又含砂石，這種情況不論哪位皇帝都是不允許的，何況雷厲風行的雍正。也正是此次的相度失敗，讓雍正加強了對自己未來山陵的重視程度。

清泰陵五孔橋

后經選擇九鳳朝陽山吉壤具奏，朕意此地近依孝陵景陵，與朕初意相合。及精通堪輿之臣工，再加相度。以為規模雖大，而形局未全，穴中之土，又帶砂石，實不可用。

除卻穴中含砂石的不足，經過雍正特派的堪輿大臣詳加復勘，進一步發現九鳳朝陽山“規模雖大但形局未全，實不可用”的重大缺陷，到此，雍正帝果斷廢棄已然開工的九鳳朝陽山，命人另尋他處相度。經歷此次失敗后，對于一向胸有成竹的雍正來說，影響較大，所以為此他做出了一個大膽而又未知的決定。

之所以說大膽，是因為他公然棄順治帝所定的祖陵而去，派人以更大的范圍進行卜擇，甚至最遠到達了東北盛京一帶，當然，核心還是“以京師附近為宜”。而之所以又稱之為未知，則是因為此次的創新性卜擇能否為自己選到一處真正的上佳吉壤，甫下詔令的雍正心中實際上是沒譜的，運氣好可以選到中意之所，運氣不好的話既違背了祖制也順不了自己的心意，實在進退兩難。

雍正帝常服像

不管怎樣，雍正最終還是下達了大范圍擇選吉地的諭旨，此次派往相度吉地的諸臣有和碩怡親王允祥（康熙帝十三子）、福建總督高其倬（堪輿能人、多才多藝）、烏雅.海望（孝恭皇后族侄，雍正帝族兄弟，兩代帝王【雍正、乾隆】堪輿專事大臣）、管志寧（以精通相地堪輿之術而受到重用）等人，可謂人才濟濟。

今據怡親王、總督高其倬等奏稱，相度得易州境內泰寧山太平峪萬年吉地。實乾坤聚秀之區，為陰陽和會之所。龍穴砂水，無美不收，形勢理氣，諸吉咸備等語。朕覽所奏，其言山脈水法，條理分明，洵為上吉之壤。

時間緊迫任務又繁重，一眾人等不敢耽擱日夜兼程趕往京師附近以及東北盛京，共選出14處備選，經過兩次篩選和允祥、高其倬的再度復勘，最終劃定位于京師以西的易縣泰寧山腳之處的太平峪為最佳吉壤恭呈御覽，在繪圖貼說中，允祥等人稱泰寧山“龍、穴、砂、水無美不收，形、勢、理、氣諸吉咸備”，經過雍正本人的詳加思慮，也認為太平峪“山脈水法，條理分明”。所以，在1730年1月20日（雍正七年十二月初二），太平峪最終確定為雍正的萬年吉地陵址，此時距離其下詔卜擇已經將近3年的時光。

雍正帝關于泰寧山吉地批復的諭旨

遠祖陵而辟新陵的背后真因

此次卜擇雖然僅僅用了半年時間就塵埃落定，但雍正所面臨的難題才剛剛開始。眾所周知，位于遵化的昌瑞山皇陵是順治帝于1651年（順治八年）十二月在不用任何堪輿大臣的情況下“遙擲佩韘”而定，其后康熙的景陵也遵守成憲葬于父親孝陵附近。按例，后世皇帝必須都葬于昌瑞山，而雍正卻最終選擇了距離昌瑞山足足600余里的泰寧山，如此前無古人的大膽做法，必然會受到一眾大臣的強力反對。雖然雍正本人一向行事果決，但輿論的作用也是不可小覷。此時，如何向群臣和天下交待便成為了急需解決之難題。

其實，雍正之所以遠離祖陵另辟新陵，并非昌瑞山除孝景二陵之外沒有吉壤，不然也不會出現后來的乾隆裕陵、咸豐定陵和同治惠陵。之所以會決然開辟一座全新的陵址，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清西陵之泰陵

首先，就雍正本人的初始動機來看，在其最開始下詔卜擇之時，并未想著要另辟陵區任意相度，而是命人在昌瑞山祖、父陵寢附近查勘。雖然關于此次卜擇的記載并未見于《清史稿》以及《世宗實錄》當中，但在《雍正朝起居注》中卻明確記載了雍正派馬蘭鎮（東陵）總兵特恒協助明圖等人相度的記錄，試問如果不是前往昌瑞山卜擇，又為何會派常駐祖陵附近的特恒協辦。

況且，雍正的皇長子弘暉（1697—1704）與皇三子弘時（1704—1727）最初是建在東陵附近的黃花山腳，如果雍正沒有想過遵守成憲，其二子又何來祔葬于昌瑞山之說。當然，在1738年（乾隆三年）十一月初五，由于雍正帝泰陵已定，所以在乾隆的詔令之下，二人的金棺由東陵黃花山遷往西陵端親王園寢之內，再度體現“子隨父葬”之意。

其次，關于九鳳朝陽山的堪輿問題。前文說到，在九鳳朝陽山相度過程中，發現“穴中帶砂石且形局未全”，此為皇陵卜擇之大忌，從之后兒子乾隆和曾孫道光卜擇陵址時，九鳳朝陽山也均未選中便可看出，此地確實存在不可容許之缺陷，并非雍正刻意廢棄的任性妄為。

泰陵石像生

再者，個人要求過高。當然，在昌瑞山之后又建起三座帝陵的情況下而仍舊未入雍正之眼，可以充分體現出他對于自己未來吉地的標準還是要求非常高的。在第一次昌瑞山相度之時，堪輿大臣回復的“無可營建之處”，實則可以詳化為“無可有皇帝心中所屬之營建之處”，畢竟最終的拍板權在雍正自己手里，所以標準自然也由雍正欽定。

但于孝陵景陵相去數百里，朕心不忍。且與古帝王規制典禮有無未合之處。著大學士、九卿、詳悉會議具奏。尋議，謹按帝王世紀、及通志通考諸書。歷代帝王營建之地，遠或千余里，近亦二三百里。地脈之呈瑞，關乎天運之發祥。歷數千百里蟠結之福區，自非一方獨擅其靈秀。今泰寧山太平峪萬年吉地，雖于孝陵景陵相去數百里。然易州、及遵化州，皆與京師密邇，實未為遙遠。又泰寧山雄高群巘，抽脈自管涔恒岳而來。襟帶百川，分水以拒馬滹沱為界。相其形局，既屬大地之凝庥，稽之典章，又合三代而同揆。伏乞欽派大臣，遵照定制，敬謹辦理。自集純嘏于萬年，流嘉祉于奕葉矣。得旨，大學士九卿等、引據史冊典禮陳奏，朕心始安。一應所需工料等項，俱著動用內庫銀兩辦理，規模制度，務從儉樸。其石像等件，需用石工浩繁，頗勞人力，不必建設，著該部遵行。

當然，要求過高的結果就是難以一時覓到吉壤最終遠離祖陵選擇了泰寧山太平峪。而面對天下悠悠之口，此時的雍正想出一條妙計，在允祥、高其倬等人呈送太平峪燙樣之后，雖然甚合其心意，但仍以“與孝陵、景陵相距數百里，朕心不忍，且與古帝王規制典禮有無未合之處”為由，命王大臣、九卿等人“詳悉會議具奏”。如此一來，既表明了自己一直以來的進退兩難，又能通過百官會議而使臣民賓服，實為兩全其美之策。

康熙劇照

百官自然不乏洞悉帝意之人，沒過多久，以“伏乞欽派大臣、遵照定制，敬謹辦理”同意雍正在泰寧山建立陵址，并且為了讓雍正心安讓天下信服，通過對古往今來一系列引經據典，從而證明遠離祖陵新建陵址一事并非孤例，有先例可循自然不會違背兆葬之法。加之“今泰寧山太平峪萬年吉地。雖于孝陵景陵相去數百里。然易州、及遵化州、皆與京師密邇。”，最終泰寧山得以月余之內就順利卜定，離不開雍正的思慮周全和百官的費盡心機。

史海君說：

盡管如此，雍正本人在國庫充盈之際，還是建議在營建吉地之時“規模制度務從儉樸，其石像等件需用石工浩繁，頗勞人力，不必建設”，并且在吉地破土興工之后，針對遷移相應村莊一事上，雍正也做出“照應得之價，加倍賞給”等語，如此節省吉地欽工費用但同時又給利于民的政策，既通過節省成本對遠離祖陵一事做出彌補，也體現其重視民生之宗旨。

值得一提的是，相對雍正作出“毋庸建石像生”的指令，作為以孝道著稱的乾隆，于繼位之初就命和親王弘晝、戶部尚書海望等人詳加復勘，最終還是為父親建了標準的5對石像生以示崇敬之意。當然，在要求甚高的雍正心中，十全十美的泰寧山吉地也并非真的完美無瑕，諸如神道以及石像生就被泰陵的案山蜘蛛山而攔腰隔斷，故而使神道不得不繞蜘蛛山周邊而建未能呈筆直之狀，“隨山川形勢盤旋”。

沿蜘蛛山而盤旋所建的泰陵神路及石像生

泰寧山吉地工程于1730年（雍正八年）八月十九破土興工，但直到其去世，也未曾完工。究其根本，主要還是在新辟陵址之后，雍正一方面沒有留下仿照昌瑞山孝陵規制而建的諭旨，另一方面也未曾對嗣皇帝乾隆做出泰寧山以后亦可隨葬后世皇帝的指令，在如此兩難的境地下，導致其陵寢工程最終于1736年（乾隆元年）九月十六方全工告竣，為此歷時長達六年（加上選址，長達10年）的泰陵工程終于順利收尾，這也是為何在去世一年多之后，雍正才入葬泰陵地宮的真正原因。而乾隆面對父親未留下未來東西二陵兆葬安排的難題，最終選擇以“昭穆次序”巧妙破解。

參考資料：

《陵寢易知》

《雍正朝起居注》

《昌瑞山萬年統志》

《雍正朱批奏折》

《乾隆朝上諭檔》

《清世宗實錄》、《清高宗實錄》

趙爾巽《清史稿.世宗本紀》、《清史稿.高宗本紀》、《清史稿.卷二百一十四.列傳一》

版權注明：本文系作者“史海甄客百曉生”原創所有，非經授權不得轉載抄襲，違者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