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飛沒有被歷史所忘記。1981年初，《中國攝影》雜志發表了中國攝影學會會長蔣齊生的文章《沙飛——開創中國人民革命攝影事業的攝影革命家》一文，追憶了為中國革命攝影事業作出杰出貢獻的攝影家沙飛。沙飛離開我們69年了，但他反映中國革命的不朽攝影作品卻永遠留在人民心中。
【本文為作者陳輝向察網的獨家投稿】
攝影中的沙飛
沙飛，人民解放軍第一位專職攝影記者；沙飛，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新聞攝影機構的第一任領導者；沙飛，中國攝影史上第一個提出攝影武器論的人。
沙飛以照相機為武器
沙飛和戰友們創辦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第一份新聞攝影畫報——《晉察冀畫報》；沙飛和戰友們拍攝和保存了中國革命戰爭時期最完整的照片檔案；沙飛和戰友們建立和發展了中國革命攝影隊伍。
沙飛創辦的晉察冀畫報
作為新華社駐北京軍區軍事記者，我是這樣認識沙飛的：
身著八路軍軍服的沙飛
一次，我在北京軍區《戰友報》觀看社史圖版，意外發現沙飛的照片，當時他任《戰友報》的前身《抗敵報》編輯部副主任；
《華北解放軍》報刊登的對沙飛執行極刑的判決書
一次，我在北京軍區檔案館查資料，意外發現1950年3月8日《華北解放軍》報登載的華北軍區司令員聶榮臻、政委薄一波等簽署的“沙飛目無法紀殺害人命，軍法處判決處以極刑”的華北軍區訓令和華北軍區軍法處對沙飛的判決書；
津澤勝的女兒池谷田鶴子在“八一學校”校友會上發表熱情的講話。陳輝攝
津澤勝的女兒池谷田鶴子在“八一學校”同學會上簽名。陳輝攝
一次，在釣魚臺國賓館“八一中學”校友會上，我與沙飛槍殺的日本醫生津澤勝的女兒池谷田鶴子意外相遇；
當年白求恩和平醫院日本醫生的后代與“八一學校”的中國校友在一起合影。陳輝攝
一次，我到北京軍區下屬的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采訪，聽到了許多沙飛當年住院的往事。
驚奇的發現，意外的巧合，功與過的強烈反差，使我對沙飛這位中國革命攝影史上的領軍人物產生了好奇。于是，開始探尋沙飛那傳奇而帶有悲劇色彩的人生。
一、 沙飛有一個傳奇的人生，從獻身北伐到參加八路軍，從電臺報務員到攝影記者，沙飛的人生歷程短暫而輝煌。
在中國攝影界沙飛的地位首屈一指；沙飛的才華令人佩服；沙飛的經歷曲折傳奇。
沙飛原名司徒傳，1912年5月5日出生于廣州一個藥商家庭，祖籍廣東開平。他在廣州度過了童年、少年時代，高小畢業后考入廣東省無線電學校，同時還考入廣州育才英文學校。他喜歡文學，愛讀魯迅的小說和郭沫若的詩。
北伐前夜的廣州，掀起反帝愛國熱潮，少年沙飛深受影響，1926年14歲的沙飛在無線電學校畢業，毅然從軍，在北伐軍中當電臺報務員，他隨軍先后去了上海、寧波、濟南、北京等地。北伐勝利后，他在廣西梧州軍用電臺駐扎了3年。
5年的軍旅生涯，磨練了沙飛的意志，開闊了他的眼界。
1932年初，20歲的沙飛到汕頭電臺當特級報務員，月薪150大洋，工作安穩、收入高，業余時間他喜歡看文學作品，最喜愛的魯迅的書。魯迅的著作使他對社會、對人生理解越來越深刻。這時他與電臺同事王輝相知、相戀，沙飛對她說，
【我將來要像魯迅一樣當文學家，對不公平、不合理的社會，我也要吶喊。】
沙飛使用過的照相機
與王輝結婚時，為了蜜月旅行，沙飛買了一臺照相機，從此他開始對攝影產生了興趣。他努力鉆研，攝影技術提高很快，他把鏡頭投向社會底層，拍攝富有人道主義的照片，他拍攝了在饑餓中掙扎的人力車夫、流離失所的災民、呼號求乞的盲人、骨瘦如柴的流浪兒和疲于奔命的碼頭工人。
沙飛拍攝的人力車夫
1935年6月，沙飛加入上海黑白影社。
1936年初，沙飛拿回家一本外國畫報給妻子看。有幾幅照片，反映的是奧匈帝國皇位繼承人菲迪南大公1914年6月到訪薩拉熱窩時，被塞爾維亞族一青年用手槍打死的場景，這一事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線。沙飛激動地對妻子說，當時一個攝影記者的照相機一直打開著，保持隨時可以拍攝的狀態，他拍下了這歷史的場面。沙飛激動地說：
【“我要當攝影記者，要用照相機記錄歷史。”】
這張照片改變了沙飛的人生，他毅然選擇將攝影作為自己終生的事業。
沙飛和家人在一起
1936年9月沙飛離開汕頭，來到上海。從此，他開始了用照相機記錄了中國現代史上一幕幕重要的瞬間。這一年，他考取了上海美術專科學校西畫系，并與在上海的左翼木刻家們取得了聯系。
1936年10月8日，上海八仙橋青年會第二次全國木刻展覽會舉行，沙飛見到敬仰已久的魯迅先生并為之拍照。10月28日廣州《民國日報》發表沙飛的文章《魯迅先生在全國木刻展會場里》，許多報紙還發表了沙飛拍攝的魯迅照片。
沙飛鏡頭里的魯迅與青年
沙飛拍攝的魯迅在第二屆全國木刻展的照片，刻畫出他“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的軒昂氣質，成為魯迅留在人們心中永遠的肖像。這是沙飛拍攝的第一組新聞照片。他一舉成名！這組照片奠定了他作為職業攝影家的基礎。
1936年10月19日一早，沙飛得知魯迅去世的消息，驚呆了，隨即背上照相機，直奔魯迅先生寓所。他默立在先生遺體前，深深鞠了3個躬，然后輕輕打開照相機，連按了幾下快門，沙飛用照相機記錄了魯迅葬禮的全過程。
沙飛為發表魯迅的照片，要起一個筆名。他熱愛祖國、向往自由，希望像一粒小小的沙子在祖國的天空中自由飛舞。于是，“沙飛”從此誕生！他以沙飛的筆名把照片投寄給上海、廣東各大報刊。《作家》的《哀悼魯迅先生特輯》、《生活星期刊》、《良友》、《中流》、《時代畫報》、《光明》、《文季月刊》先后刊登了署名沙飛拍攝的《魯迅先生最后的留影》、《魯迅遺容》等照片。
1936年12月3日至5日，沙飛第一次個人攝影展覽在廣州長堤基督教青年會舉行，展出作品114幅，其中紀念魯迅先生的照片26幅。從此，沙飛聞名遐邇。
有人形象地說：
【“魯迅先生走了，攝影家‘沙飛’誕生了。”】
沙飛于1937年1月初到達廣西省會桂林，1月18日《桂林日報》發表沙飛的詩《我有二只拳頭就要抵抗》：
【“我有二只拳頭就要抵抗，不怕你有鋒利的武器、兇狠與猖狂，我決不再忍辱、退讓，雖然頭顱已被你打傷。
雖然頭顱已被你打傷，但我決不像那無恥的、在屠刀下呻吟的牛羊，我要為爭取生存而流出最后的一滴熱血，我決奮斗到底、誓不妥協、寧愿戰死沙場。
我決奮斗到底、誓不妥協、寧愿戰死沙場，我沒有刀槍，只有二只拳頭和一顆自信的心，但是自信心就可以粉碎你所有的力量，我未必會死在沙場的，雖然我愿戰死沙場。”】
1937年6月25日至27日，沙飛在桂林初級中學舉辦第二次個人攝影展覽，共100幅作品，影展產生了轟動效應。
沙飛在桂林舉辦攝影展覽閉幕后第10天，盧溝橋的槍聲響了。在民族危亡的時刻，他要用照相機記錄歷史，記錄日寇的殘暴，記錄中華民族不屈不饒的英勇抗戰。
阻擊日寇被收入沙飛鏡頭
1937年8月15日《廣西日報》刊登沙飛文章“攝影與救亡”，他寫道：攝影在救亡運動上既是這么重要，攝影作者就應該自覺起來，義不容辭地擔負起這重大的任務。把所有的精力、時間和金錢都用到處理有意義的題材上——將敵人侵略我國的暴行、我們前線將士英勇殺敵的情景以及各地同胞起來參加救亡運動等各種場面反映暴露出來，以激發民族自救的意識。同時并要嚴密地組織起來，與政府及出版界切實合作，務使多張有意義的照片，能夠迅速地呈現在全國同胞的眼前，以達到喚醒同胞共赴國難的目的。這就是我們攝影界當前所應負的使命。
日本兵斃命一瞬
隨即，沙飛奔赴抗日華北前線。1937年8月，沙飛到達山西省太原，在李公樸成立的《全民通訊社》擔任攝影記者。
八路軍對日軍戰俘講話
1937年10月，沙飛在河北阜平，經晉察冀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聶榮臻批準，加入八路軍，并正式由司徒傳改名為沙飛，成為人民軍隊第一個專職新聞攝影記者。12月，在晉察冀軍區《抗敵報》編輯部任副主任。
沙飛鏡頭里的記者節紀念活動
參加八路軍不久，沙飛就和戰友一起創立了華北敵后抗日根據地攝影工作室。1939年2月晉察冀軍區政治部宣傳部新聞攝影科成立,沙飛任科長，這是解放區最早的新聞機構。
警惕的八路軍——沙飛攝
1938年12月，為更好地發揮新聞攝影的宣傳作用，沙飛萌發了舉辦戰地影展的想法。于是，他和戰友們緊張籌備，把一年多來拍攝的晉察冀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各類照片底片印成小樣片，貼在馬糞紙上，再縫在長條布上，掛在了軍區駐地平山縣蛟潭莊的大廟里。1939年元旦，《華北敵后抗日根據地——晉察冀攝影展覽》正式展出。八路軍官兵和周圍數十里村莊的百姓前來爭相觀看，受到極大震撼。聶榮臻司令員觀看展覽后高興地說：
【“照片形象鮮明真實，戰士和老鄉們容易看懂。照片是一種很好的宣傳教育工具，要是能夠放大，群眾會看得更清楚，那就更好了。”】
影展后，聶榮臻還特意派人將照片送到延安和重慶，受到毛澤東主席高度贊賞。
影展取得成功后，沙飛就一直思索如何落實聶榮臻司令員的指示，擴大新聞攝影宣傳教育的效果。于是，他大膽地提出了創辦畫報的設想，得到了聶榮臻的肯定和大力支持。于1942年3月20日首試出版了《時事專刊》，喜獲成功。1942年5月1日，晉察冀畫報社在平山縣指角溝正式成立，沙飛擔任主任，全社一百余人。
沙飛拍攝的八路軍抗日動員大會
建社后，為了出版《晉察冀畫報》，沙飛連續晝夜工作累得吐了血，但一直堅持工作，終于在7月1日這一天，第一本五色套版精印的《晉察冀畫報》(創刊號)問世了，為黨的21歲生日獻上了一份厚禮。畫報內容新穎，圖文并茂，共發表新聞照片150幅，其中沙飛一人作品就有82幅。隨后，《晉察冀畫報》(創刊號)正式出版發行了1000冊，通過各種方式和渠道，發送到延安黨中央、八路軍總部、大后方重慶、邊區黨政軍民各單位，以及其他抗日革命根據地和蘇聯、美國、英國、菲律賓、新加坡、越南等國家，引起了國內國際的強烈反響，創造了中國乃至世界出版史上“驚人的奇跡”。許多報紙紛紛發表評論文章，稱贊為“文化的鮮花”、“了不起的創舉”。
沙飛鏡頭下八路軍的戰利品
截至1948年，畫報社在6年時間里，共出版《晉察冀畫報》13期，還出版了《解放畫刊》、《時事專刊》、《旬刊》等1 7種畫報、讀物67萬余冊，面向國內外發行。此外，沙飛還先后派人協助各抗日革命根據地創辦了《冀熱遼畫報》、《冀中畫報》、《人民畫報》、《山東畫報》等。這些畫報和讀物的出版發行，對鼓舞抗日軍民斗志，分化瓦解敵軍，爭取國際支援，發揮了重要作用，產生了不可估量的效果。
沙飛鏡頭下的平型關凱旋
在12年槍林彈雨的歲月中，沙飛以相機為武器，視攝影為生命，通過攝入鏡頭里的一幅幅畫面，見證了祖國遭受的苦難；謳歌了中國軍民的抗戰凱歌，用數以千計的作品，豎起了中國攝影史上的一座豐碑。
沙飛鏡頭中的女民兵
沙飛不僅用影像記錄歷史，而且還特別注重對攝影底片的保存。自創立華北敵后抗日根據地攝影工作室之日起，沙飛就要求攝影工作者要把照片底片當作生命一樣看待。他經常強調：
【“攝影底片是畫報社的命根子，是晉察冀邊區黨政軍民與日寇浴血奮戰的縮影，是揭露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實行‘三光’政策的歷史見證，是教育子孫后代的珍貴資料。”】
當時，沙飛還專門提出了一個口號，叫做：
【 “ 人在底片在，人與底片共存亡 ” 。 】
1941年反“掃蕩”中，一天深夜，一股日軍突然沖進了畫報社宿營地，大家緊急突圍后，才發現部分照片和底片沒有帶出來，沙飛等3位戰友冒著生命危險立即返回營地，搶回了丟失的照片和底片。
1943年12月9日，畫報社在冀西阜平柏崖村遭遇日軍突襲，沙飛和通訊員趙銀德在黑暗中每人摸到兩只牛皮箱向外突圍，他們不顧生死，赤腳在冰天雪地跑了數十里，終于沖出了敵人的合圍。沙飛、趙銀德等4位同志身負重傷，有9位同志為掩護大家突圍壯烈犧牲，其中7位同志為畫報社成員，兩箱照片落入日寇之手，兩箱底片幸免于難。不久，日寇和偽報紙大肆吹噓：
【 “ 徹底摧毀了晉察冀畫報社 ”。】
然而，僅一個月時間，《晉察冀畫報》(實事增刊)就出版發行，用事實揭穿了日寇的謊言。
《沙飛和他的戰友們》一書封面
1962年，毛澤東主席在接見原晉察冀畫報社副主任石少華時稱贊說：
【 “ 你們把戰爭年代的底片、珍貴的文物資料保存下來，是一大貢獻。 ” 】
沙飛參加八路軍先后擔任晉察冀軍區政治部編輯科科長兼《抗敵報》社副主任、新聞攝影科科長、《晉察冀畫報》社主任、《華北畫報》社主任等職。
1941年5月1日在晉察冀軍區政治部出版的《抗敵三日刊》上，沙飛發表文章《我最后見到魯迅先生的一天》及照片《魯迅先生最后的留影》。
1942年5月1日，晉察冀畫報社成立，沙飛擔任主任。1942年6月3日他被批準加入中國共產黨。
1948年5月25日，晉察冀畫報社、人民畫報社、冀中畫報社三社合一，成立華北畫報社，沙飛擔任主任。
在革命隊伍中，沙飛用照相機記錄了中國人民抗擊侵略者的壯麗畫卷，記錄了中華民族的輝煌歷史。
二、 沙飛的鏡頭下有魯迅的身影，有白求恩的鏡頭，有 聶榮臻將軍救日本孤女的場景 ，他為中國革命史留下了濃彩重墨的一筆。
沙飛，中國新聞攝影事業的創始人，他的攝影作品可圈可點，其代表作有《魯迅先生最后的留影》系列作品、《白求恩在八路軍》系列作品、《聶榮臻與日本小女孩》系列作品等，每一幅作品都在中國革命史上熠熠生輝。
魯迅生命最后時光的系列作品是沙飛的成名作。沙飛的女兒王雁說：
【“母親說父親一生最敬重的人就是魯迅先生，拍攝了《魯迅先生最后的留影》、《魯迅先生和青年木刻家在一起》等珍貴照片。魯迅病逝后，父親拍攝了先生從送殯到安葬的全過程，發表后引起了社會的強烈反響。”】
1936年10月2日，第二屆全國木刻流動展覽在上海八仙橋青年會舉辦，展出了全國近百名作者600多幅作品。10月8日，新木刻倡導人魯迅抱病出席了展覽會閉幕式。沙飛此前得知魯迅要出席閉幕式后，激動不已，早早就來到會場等候。當魯迅與青年木刻家黃新波、曹白、白危、陳煙橋坐在一起親切交談時，沙飛迅速抓拍了這一難忘的場景。當時，快門的響聲使魯迅投來警覺的一瞥，但一看是沙飛，頓時釋然。雖然是初次見面，但魯迅對沙飛已早有了解。
魯迅關切地問沙飛：
【“你最近拍了些好照片嗎？”】
并鼓勵沙飛：
【“基礎打好才能產生好作品啊！”】
這次見面只不過是幾句簡單的交談，沙飛卻為中國攝影史留下了一張經典攝影作品——《魯迅和青年木刻家》。當時，沙飛特別興奮，連續抓拍了9幅作品，這是魯迅一生中在同一場合拍照最多的一次，也是魯迅生前留下的最后一組照片。
魯迅遺容
1936年10月19日5時20分，魯迅先生與世長辭。得知噩耗，沙飛立即趕到魯迅家里，拍攝了傳世的唯一一幅魯迅先生遺容照片。此后，在上海市民和文化界向魯迅遺體告別并結隊游行為魯迅送葬時，沙飛又是當時最活躍的非職業攝影記者，他拍下了上海各界向魯迅遺體告別，千萬人殯儀送葬，蔡元培、章乃器致悼詞和墓前演講，呼吁舉國一致抗戰，挽救民族危亡等歷史性的悲壯場面。沙飛拍攝的魯迅照片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一份珍貴歷史遺產。
沙飛反映國際主義戰士白求恩為八路軍救死扶傷的照片給中國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雁說：
【“父親生前還有一位要好的國際朋友，就是白求恩先生。他拍攝了《戴著八路軍臂章的白求恩大夫》、《白求恩與晉察冀邊區軍政首長合影》、《白求恩和八路軍戰士在一起》、《白求恩和八路軍哨兵在一起》、《白求恩和自衛隊員合影》等照片。
白求恩大夫以身殉職后，在遺體告別時，人們無不痛哭失聲，就連身經百戰，親眼看過無數親密戰友傷亡，曾經以‘鐵石心腸’自稱的聶榮臻將軍也潸然淚下。父親一邊流淚一邊撳動快門，拍下了這些動人的歷史鏡頭。白求恩在遺囑中要求，將他心愛的柯達相機贈給沙飛同志。后來，白求恩送給父親的柯達相機和盛放著他所拍攝的魯迅先生生前最后留影底片的小鐵盒子，總是隨身帶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沙飛結識白求恩實屬巧合。1938年5月，沙飛因為身體不好，住進山西五臺縣耿鎮河北村的晉察冀軍區衛生部衛生所休養。6月的一天，白求恩率領醫療隊從延安到達五臺縣金剛庫晉察冀軍區司令部駐地。當時，他騎著一匹駿馬，身穿夾克衫，足蹬皮靴，架著一副金絲邊眼鏡，頭發灰白而稀疏。在他身后，幾十匹馱馬背上的器材箱都插滿了樹枝用于偽裝。正在住院的沙飛得知白求恩來到軍區后，便借了一匹馬一路揚鞭趕到司令部，拍下了第一張白求恩的照片。
在晉察冀軍區期間，白求恩致力于改進八路軍的醫療和戰地救治工作，組織制作多種醫療器械，給部隊醫務人員傳授醫療知識和技術，編寫醫療圖解手冊，舉辦醫務干部實習周，加速培養衛生干部。在他的推動下，軍區后方醫院被評為“模范醫院”。
1938年9月15日，聶榮臻等領導參加了“模范醫院”的慶典活動。那天，身著八路軍服裝的白求恩顯得格外精神，沙飛拍攝了不少白求恩的珍貴鏡頭。沙飛在住院期間，與白求恩有過幾次接觸，他用并不流暢的英語同白求恩進行交流。白求恩也是一位攝影愛好者，兩人一見如故，很快就成為摯友，結下了深厚友情。沙飛給白求恩講述的大多是中國軍民英勇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感人故事，白求恩給予沙飛更多的是精神和藝術的啟發。
白求恩對沙飛的攝影技術大加贊賞，而沙飛則為其藝術見解深深折服。白求恩常常為康復的日軍戰俘拍照，并同沙飛一起想方設法將攝影作品向延安、重慶以及國外新聞機構投稿，力圖讓更多的人了解中國軍隊熱愛和平，英勇抗敵，優待俘虜，救死扶傷的事實。
沙飛拍攝白求恩手術情景
白求恩逝世的消息傳來，沙飛十分悲痛，他立即前往醫院，為白求恩拍攝遺容照。照片上的白求恩靜靜地躺在床上，頭發有些凌亂，臉頰顯得瘦削，身上蓋著一床舊軍被。
白求恩在去世之前，專門留下遺囑，將那部柯達照相機送給沙飛。這部柯達照相機是白求恩來中國前購買的。沙飛十分珍愛這一具有特殊意義的禮物，一直隨身攜帶，精心保護。他深知，白求恩在生命最后時刻，還想到把相機贈送給他，充分表明了白求恩對中國抗戰、對中國攝影事業的支持。
在1942年7月7日出版的《晉察冀畫報》創刊號上，沙飛精心選編了一組“紀念國際反法西斯偉大戰士諾爾曼·白求恩”的專題攝影報道，以表達中國人民對白求恩的緬懷之情和他對異國戰友的深切懷念。
目前我國保留的白求恩生前在中國參加抗日的照片，都是出自沙飛之手，毛澤東《紀念白求恩》一文是從文字上使中國人民認識白求恩；沙飛是用形象的新聞照片把立體白求恩永駐中國人民的心里。
1980年5月在中日之間掀起了一股“中國元帥與日本小姑娘”的熱潮，原因是來自沙飛40年前拍攝的照片《聶榮臻與日本小女孩》。
聶榮臻和八路軍戰士給日本孤女喂飯
聶榮臻與日本孤女
1940年8月，威震中外的百團大戰打響。21日，八路軍在攻打日軍占據的河北井陘煤礦戰斗中，戰士楊仲山等人搶救出兩名日本孤女——美穗子和美子。孩子的父親加藤清利是井陘煤礦火車站站長助理，被八路軍從烈火中救出后不久，因傷勢嚴重搶救無效死亡，母親加藤麻津也死于炮火中。
美穗子姐妹倆很快被送到了前線司令部，晉察冀軍區司令員聶榮臻聞訊后親臨看望，并馬上安排一名戰士給五歲的美穗子做“保姆”，給不滿周歲的美子找了奶娘。聶榮臻原想收養她們，經再三考慮還是送回日本為好。為安全起見，聶榮臻專門給駐守在石家莊的日軍軍官寫了一封親筆信，8月25日，派當地老鄉用籮筐挑著兩個小姑娘，一個村、又一個村，采取接力方式送到石太線微水車站駐守日軍，后由微水車站副站長岡部義太郎將姐妹倆送到石家莊。日軍收到兩個孩子后，給聶榮臻回信表示感謝。1940年10月，美穗子的伯父加藤國雄從石家莊將她接回故鄉——日本宮崎縣都城市，妹妹美子因病死于石家莊石門醫院。
聶榮臻與日本小姑娘
這期間，沙飛一直跟隨部隊參加百團大戰，聶榮臻擔心他在前線有危險，專門去電召回沙飛隨司令部行動。他剛剛回到司令部，就親眼目睹了聶榮臻照顧美穗子姐妹的情景，便敏銳地拍攝了20多張珍貴照片，留下了不朽的名作《聶榮臻將軍與日本小姑娘》。當年沙飛對戰友們說:
【“這些照片幾十年后發到日本，可能會發生作用。”】
沙飛的預見40年后得到了驗證。1980年5月29日，《解放軍報》《人民日報》刊登了姚遠方的文章《日本小姑娘，你在哪里?》和沙飛當年拍攝的《聶榮臻將軍與日本小姑娘》一組圖片，將這段往事公之于眾。
日本一些報紙就報道了這則消息。此事在中日兩國引起熱烈反響，廣大讀者對聶榮臻在40年后還記掛著日本小姐妹非常感動，并十分關注美穗子姐妹的命運，紛紛給報社寫信或打電話提供線索。在中日兩國人民和新聞界熱心幫助下，經過多方尋找和詳細核實，日本《讀賣新聞》記者終于在日本宮崎縣找到了美穗子。當時的美穗子已是三個孩子的母親，和丈夫經營一個五金商店。美穗子自己也看到了日本報紙關于尋找她的報道，心情格外激動，她立即給聶榮臻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感謝當年救命之恩，并希望能早日到中國，當面向聶元帥致謝。日本宮崎縣知事和都城市市長還聯合簽署了一封給聶榮臻的信件。信上說，這件事在日本國民中受到很大的感動并已成為日中友好的佳話而被傳頌。謹代表12萬市民和廣大縣民，表示由衷的敬意和深切的感謝。我們敬佩貴國注重人道、愛惜生命和保衛世界和平的偉大方針。愿日中兩國相互理解和友好進一步加深。
聶榮臻與日本女兒
1980年7月10日，恰逢美穗子44歲生日，她帶著一家人如愿來到了北京。年過八旬的聶榮臻在人民大會堂親切接見了美穗子一家，他說：
【當年日本軍國主義發動的侵華戰爭，不僅給中國人民而且給日本人民都帶來了巨大災難。過去的事情已經過去了。今后兩國人民不僅要友好往來，而且要團結起來反對霸權主義，保衛自己的國家，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聶榮臻會見美穗子的新聞報道
美穗子就像見到了闊別多年的親人，緊緊地握著聶榮臻的手，兩眼流出了喜悅的淚花，她動情地說道：
【40年前，充滿人類友愛精神的中國人民拯救了我的生命。這次一家人來中國訪問，再次親身感受到了中國人民的友情和國際主義精神。】
美穗子一家還特意來到河北井陘礦區參觀訪問，并贈送沙飛家人一張全家福照片，表示對沙飛的感謝之情和深切懷念。 1999年11月，聶榮臻的家鄉四川江津區與日本都城市締結為友好交流城市。 1937年10月沙飛參加八路軍后，隨八路軍挺進敵后，開辟抗日根據地，他拍攝代表作有《八路軍騎兵通過平型關》、《八路軍戰斗在古長城》、《八路軍在古長城上歡呼勝利》、《塞上風云》、《向敵后挺進》、《沙原鐵騎》、《長驅出擊》、《不到長城非好漢》、《收復紫荊關》、《抗日自衛隊成立》、《愛國僧侶組織起來參加抗日》等一大批反映中國抗戰的攝影作品，把中國軍民不屈不饒抵御外辱的英勇形象留給了歷史。
三、 1949年12月15日，悲劇發生了：沙飛槍殺了日本醫生津澤勝；1950年3月4日，又一個悲劇發生了：沙飛被華北軍區 軍法處 處以極刑。
1948年5月，《華北畫報》社主任沙飛因肺結核住進解放軍石家莊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給他治病的是日本醫生津澤勝。
1949年12月15日，悲劇發生了。這一天，在按照沙飛要求診病之后，津澤勝給他開了兩種藥。接著，轉身出門，剛走了二三步，沙飛對著他開了一槍，津澤勝頓時橫倒在門口。接著，沙飛又從床邊走到津澤勝跟前，對著他的頭又開了一槍，打中腦門正中。
1949年6月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離休前任解放軍269醫院政委，當年他在和平醫院擔任沙飛的護理員。郝老回憶了沙飛住院、誤殺津澤勝和被執行極刑的全過程：
【認識沙飛是在1949年，那時我還不滿13周歲，是當時華北軍區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年齡最小的小兵，在一部(內科)當看護員。這里住的病人都是師團職干部，病人中沙飛給我的印象最深，那時他帶有兩名警衛員，一看就是個大干部，還聽說他是畫報社主任，我們都叫他沙主任。他隨身帶著照相機，桌子上還擺著一個留聲機，當時我對這些東西都很好奇。
沙飛非常喜歡我，見了面就笑呵呵的喊我“小鬼”!摸著我的頭看著我那身不合體的軍裝發笑，尤其他看到我的兩只鞋后跟、軍帽后縫起來的小尾巴和那件快拖到膝蓋的軍上衣時，更是笑的前仰后合，他邊笑邊問我：“小鬼，這是誰給你縫的?”我告訴他是我們護士長。他接著說：“你們護士長可真會發明創造!”然后就拿起照相機給我拍照。
由于歷史原因，當時我軍醫院中有不少日籍醫護人員，僅和平醫院日籍人員連同他們的家屬就有二百余人，他們分布在醫院各個科室，津澤勝就是其中一個日本人。津澤勝時任和平醫院一部(內科)主任醫師，他工作嚴謹，認真負責，在病人中頗有聲望，沙飛當時就是他主治的病人之一。
1949年12月15日這一天，正處農歷“大雪”時節，天氣陰冷。病人開過午飯后正在午休，突然從對面病房傳來兩聲槍響，正當我驚魂未定時，“啪!”又響了一槍，當時我被這連續的槍聲驚呆了。我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么事情。
稍微鎮定后，開門出去了。這時候走廊里已有不少人，醫生和護士長他們正在忙著把津澤勝抬上擔架緊急送往手術室，機關來的人吩咐要保護好現場，協理員和幾個病人正在圍著沙飛說些什么。只聽沙飛不住的說：“人是我打死的，我負責，他暗殺我，我有證據。”我沒敢在走廊里多停留，就急忙朝喊“看護員”的病房走去了。
事后我聽警衛員講了事情發生的經過。
午飯后，沙飛顯得十分煩躁，在病房里坐臥不寧，警衛員催他午休，沙飛卻不耐煩說：“不忙，你去把給我治病的津澤勝喊來，我有事找他。”
不一會，門外傳來腳步聲，沙飛從床上站起來，門開了，進來的是警衛員，他對沙飛說：“津澤勝大夫一會就來查房。”
過了一會，門被推開了，這次先進來的是津澤勝主任的女助手張富云醫生，然后進門的是津澤勝。進門后，張醫生便站在沙飛的右側，手里拿著病例夾子不時地記錄沙飛回答津澤勝查詢的病情，兩個警衛員侍立兩旁，這間擺放著兩張病床的狹小病室里，此時更顯得十分狹窄和擁擠，沙飛表現的極度狂燥不安，他極不耐煩而又心不在焉地回答著津澤勝對于病情的詢問。有時答非所問，有時拒不作答，令津澤勝十分尷尬，只好暫時離開病房。
不料津澤勝和張富云剛走，沙飛又要警衛員李有志把津澤勝找回來，說有要緊的事。李有志好生奇怪：“津澤勝大夫不是剛走嗎?”沙飛突然狂吼：“我讓你叫你就去叫!”
李有志回來了，津澤勝緊跟其后，進門后回身把門帶上，剛轉過身來未及說話，只見沙飛的右手飛快地從褲兜里掏出手槍朝津澤勝“砰!砰!”連開了兩槍，這兩槍射出的子彈一發擊中津澤勝的前額，一發在他的左邊擦肩而過，津澤勝當場“咕咚”倒在地上。此時兩個警衛員都驚呆了，一齊前來奪沙飛手中的槍，沙飛猛地轉過身來，將槍口對著警衛員，趁其不備，右臂猛地往前一撞，歇斯底里地吼道：“他暗殺我，我就要打死他。”沙飛趁警衛員被他撞的后退數步之際，又湊到津澤勝近前，朝津澤勝的額部正中又開了致命的一槍，這時兩個警衛員一齊向沙飛撲過去，一人抱住他，一人奮力奪下他手里的槍，然后一人留在現場，一人飛快到院部報告。
津澤勝遭槍擊后，被醫護人員迅速送往手術室搶救。消息瞬間傳遍了全院，傳到北京，人們被這突如其來的事件震驚了，同時也在日籍人員中引起極大的恐慌和不安，院領導迅速抽調人員組成精干的搶救班子，一面爭分奪秒搶救津澤勝，一面抽調干部下到各部做好日籍人員的安撫工作，穩定他們的情緒。
為了搶救津澤勝，軍區調派專機從北京送來了最優秀的外科專家和最好的藥品，全院人員都企盼著能從死神手里早日奪回津澤勝的生命，醫院播音室不斷向全院報告津澤勝的病情。當人們得知打入津澤勝顱骨的子彈翻身時意外掉出時，人們仿佛看到了一線希望，盼望著奇跡的出現，然而終因津澤勝傷勢過重搶救未獲成功。】
日本醫生津澤勝的女助手張富云軍醫多年后，也撰文回憶了當年的情景：
【1948年至1949年期間住院病人有很多結核病，像有名的攝影家沙飛，音樂家賀綠汀，以及部隊政委、團長等高級干部。津澤主任對戰士干部一樣都很關心，細心地檢查治療。因當時缺X光照片，對結核病人不能多用照片復查。每周有一天上午親自帶領醫生們進行透視，以判定結核病治療情況。
沙飛是于1948年5月因肺結核入院，當時診斷“浸潤型肺結核”，病情較重，采取臥床休息加藥物治療。那時，因結核病缺乏特效藥物，死亡率也比較高，所以不少病人都或多或少的有悲觀情緒，心情抑郁。
沙飛入院后經一年多的休養治療，肺結核病己吸收鈣化痊愈。他要求出院，經津澤主任審查他的病情之后，同意病人意見可以出院。
臨出院前他要求和主任談話，有兩次我陪主任到病房，沙飛也沒談什么，只是問問病情，說了些今后注意什么事之類的話。
1949年12月15日，主任照例查房，到沙飛床前時，他說：明后天就出院走了，想再談談。查完房后津澤主任就往沙飛的病房去了，我寫了兩個醫囑就追去，距病房就兩三米處聽到槍響，當時也沒意識到什么?我推病房門卻推不開，往門縫中看見津澤主任橫躺在門口，我立即用力推門擠進去，見津澤主任左臂有傷流血。此時，沙飛又走到他身邊對頭部又開了一槍后，跳窗跑出。我們立即將津澤主任抬到手術室進行緊急搶救。當時，北京還派了著名外科專家來院進行手術搶救，雖經數天全力以赴的搶救，但終未能挽救他的生命。】
郝德貴老人回顧了他與沙飛的最后相處：
【沙飛槍擊津澤勝的當天，暫時在院里進行看管。下午我去給沙飛送飯送藥時，他見到我時沒有了平時的說笑，仍是一付若無其事的樣子，我把飯和藥交給看管人員，臨走時我對他說：“沙主任，您多保重。”沙飛對我說：“小鬼，謝謝你。”打那以后我就再也沒見過沙飛。聽說他很快被送往臨近和平醫院的高級步校看押。】
轉年新年過后，《華北解放軍》報刊登了華北軍區政治部關于開除沙飛黨籍的決定。緊接著2月24日，華北軍區政治部軍法處下達判決書，判處沙飛死刑。《華北解放軍》報還全文刊登了由司令員聶榮臻、政治委員薄一波、副司令員徐向前、政治部主任朱良才、副主任張南生、張致祥共同簽署頒發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華北軍區訓令》昭告全軍。
《華北解放軍》報刊登判處沙飛極刑的訓令
《華北解放軍》報刊登的開除沙飛黨籍的決定
翌年3月4日，在醫院操場，召開了對沙飛的宣判大會，判決書大意是沙飛因狹隘的民族主義，對津澤勝醫生在治療過程中懷疑對他有謀害行為，查無任何根據，純屬臆想，犯下了不可饒怒的罪行，違犯了國家法律，黨的政策和軍隊的紀律，特別判處沙飛極刑，以嚴肅法紀而保障人權。
沙飛的女兒王雁在《鐵血見證——我的父親沙飛》一書中描述了當年沙飛服刑前后的情景：
【1950年3月4日上午，中國人民解放軍華北軍區政治部保衛科三科科長張鼎中來到石家莊華北軍大保衛處辦公室，按照上級指示，向一個特殊的人宣讀華北軍區軍法處的極刑判決書。不一會，這個人進來了，他穿著軍裝，戴著軍帽，臉色略顯蒼白，卻頗有精神，一臉的絡腮胡子，表明有幾個月沒刮過了。房子里有十來人，全都是軍大警衛部隊的年輕戰士。他們瞪著年輕而不諳世事的眼睛，注視著這個走進來的人。他們并不能理解所發生的一切，只知道他是個師級干部。
張鼎中問：你是沙飛同志嗎？
來者正是沙飛。張鼎中宣讀完華北軍區軍法處的判決書，沙飛回到自己住的地方。他把胡子刮了，把衣服全穿上。系褲帶時，沙飛沖著站在一旁的一個名叫韓彬的同事笑了笑，說：“咱們永不相見了。你最了解我，將來為我說話。”韓彬給沙飛穿上鞋子，說：“慷慨就義去吧！”跟著就哭了。沙飛仰著頭笑笑，然后閉上眼睛，從容出去。
迎接沙飛的是宣判會，地點就在他殺死日本醫生津澤勝的那所和平醫院的小廣場上。醫院的人都來參加了，尤其是在醫院工作的全體日本人。
和平醫院的司機焦恩開著美國軍用吉普，把宣判后的沙飛拉去一處荒地。陪同前往的是軍法處的兩個人，他們同時也是執行槍決的人。汽車開到現場后，車里三人一起下去，然后并排往前走。沙飛走在中間。他昂著頭，默不做聲。開始時是三人走的，走出二三百米后，一個人站住了，讓另外兩個人繼續往前。又走了百多米時，其中一個人也站住了，只剩下沙飛孤零零一個人往前走去。這時，先停留下來的那個軍人向旁邊移動幾步，回頭向站在一旁的持槍者舉了舉手。這時，持槍者突然立正，向沙飛行了個莊嚴的軍禮，然后就朝著他的背影瞄準。沙飛依然如故，只等著那致命的一槍。那一槍響了，沙飛倒了下去，臉朝著他所熱愛的土地。
中國革命的攝影巨星隕落了，那一年沙飛38歲。】
當時沙飛服刑現場有一個年輕的女兵，目睹了行刑的一切。很多年后，她出現在深圳沙飛的攝影展上，當年的場面她永生難忘：
【我看得目瞪口呆。我不相信眼前的一切，可眼前的一切卻又那樣地真實，不容任何懷疑。先是本能地堵住了耳朵，然后用手蒙住雙眼。后來，透過指縫看到了歷史的一幕。隨著響過的槍聲，我和身邊驚恐的人群一起跑了過去，站在沙飛后面的軍人也快步向前。軍人把躺在地上的沙飛的遺體輕輕地翻轉過來，為他正了正軍帽，拉平弄皺了的軍服，用紗布輕輕擦去臉上的黃土與血漬。我看著這個年輕的、已經閉上了雙眼的人。他多么年輕英俊。我哭了，周圍的人們也都哭了。這時，一輛馬車走過來，軍人和趕車的老人一起把車上的棺木抬了下來。他們拿了張綠色軍毯，鋪在棺木內，然后把沙飛輕輕地抬進去放好，再把蓋子釘上，接著就放進預先挖好的土坑中，掩上黃土。他們的動作遲緩，誰也沒有說話。現場除了人們輕微的呼吸聲和喘息聲外，居然鴉雀無聲。】
在沙飛人生的最后歲月有一件必須交代的歷史往事。在被關押期間，監守人員在搜查時，從沙飛貼身的襯衣上兜中，發現了用蠟紙或者說防潮紙層層包裹的魯迅遺像底片。監守人員要拿走，沙飛死死地捂住衣兜，并大吼：
【“這是我自己的東西，這是我參加革命前自己的東西！”】
監守人員當即向上級匯報了這一情況，并派來軍法處的一位干部與他講道理，讓他自己拿出來查驗一下，如確系照片底片，可以允許他攜帶在身。沙飛這才拿出來當場查驗，確系魯迅生前最后留影的底片后又還給了他。
行刑前，沙飛又用手習慣地按了按胸前衣兜里的底片，然后默默地跟隨行刑人員走出了看守所。沙飛帶著他精神導師魯迅生前最后遺像的底片去見魯迅。這大概是沙飛離開這個世界前的惟一愿望。
沙飛走后，他的遺物拿到了北京《華北畫報社》——《解放軍畫報社》前身。他的戰友吳群、李遇寅發現沒有魯迅的底片時，立即寫信追問底片的下落。他們都知道，沙飛對魯迅底片很珍愛，用防潮紙單獨包好每張底片，再把十幾張底片放在一個小鐵盒里，13年來，他一直把這個小鐵盒放在上衣口袋。
1950年4月5日，負責關押沙飛并執刑的華北軍政大學政治部保衛部就魯迅底片回函：
【“關于沙飛所攝制之魯迅先生的底片，來時他要求自己保存，怕給別人遺失。當時負責檢查的同志認為那是和他的案情無關的東西，為了照顧他的情緒，就交給他了。但最后處決他的時候，由于工作上的疏忽，已忘了這回事，沒有給他要過來。可能是在他身上放著埋葬起來了。”】
數年后，沙飛的家人曾多次查找沙飛的墓地，當初埋葬在原石家莊殯儀館后院的墻角，后經過兩次遷移，至今也不知道確切位置。至此，沙飛所摯愛的魯迅照片底片與沙飛黃泉相伴已經69年了。
沙飛事件處理的結果，受到日藉工作人員的擁護，都稱贊中國共產黨的偉大，處事公平、公正、殺人償命，不袒護自己的干部、而且是一個有歷史功績的特殊貢獻的攝影藝術家。
四、 被沙飛槍殺的 日本醫生津澤勝是個什么樣的人？他怎么會在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行醫？他與沙飛有過歷史恩怨嗎？他是無辜被槍殺的嗎？
帶著諸多的疑問？我來到了北京紫竹院附近的一樓小樓中，拜會了開國少將、總后勤部衛生部原副部長殷希彭之子殷子烈。
晉察冀軍區衛生部長、開國少將殷希彭
殷子烈與池谷田鶴子和其女兒在釣魚臺“八一學校”同學會上。陳輝攝
殷老退休前任中國國際企業合作公司總經理、退休后任“晉察冀老區繼承先烈遺志協會”秘書長，他與日本醫生津澤勝的女兒池谷田鶴子和沙飛的女兒王雁是“榮臻小學”現在的北京“八一中學”的校友，對津澤勝先生的來龍去脈了如指掌，他一一給我講述了抗日戰爭剛剛勝利時，發生在華北軍區衛生系統的往事：
【我父親殷希彭，1900年出生在普通人家，發奮學習，追求著人生一世“不為良相，即為良醫”的夢想，20歲以優異成績考入河北大學醫科就讀。畢業后被送往日本東京慶應大學醫學部，獲醫學博士學位，1930年回國任河北省立醫學院任病理學主任教授。1938年參加八路軍，1945年3月，任晉察冀軍區衛生部部長，同時兼任由白求恩醫校為骨干組建的華北醫科大學校長。
日本投降以后，學校進駐張家口，白求恩醫科學校與張家口醫學院合并，命名為白求恩醫科大學，我父親仍兼任校長。為使學校更快發展，他吸收原張家口偽蒙疆中央醫學院的醫生、教師及其他衛生人員參加我軍并到白校工作，經過多方工作，院長、著名病理學教授稗田憲太郎和20多名日籍教師、醫生、護士參加八路軍，到白求恩醫科大學工作，這其中就有被沙飛誤殺的津澤勝。】
作者與沙飛女兒王雁合影
殷老介紹，津澤勝是稗田憲太郎的學生、好友，也是難得的醫學人才，當時在北平和妻子開了一個小診所，稗田動員他們夫婦到張家口參加了八路軍。
殷老對我說，
【稗田憲太郎是一位卓有成就的醫學家和醫學教育家，他于1920年畢業于南滿醫學堂，在日本、美國、臺灣和中國的協和醫學院進修九年，34歲獲教授職務，在母校任教。日本投降后，他參加八路軍在白求恩醫科大學工作8年，他第一個在我軍醫大結合臨床病人講授病理學；第一個在教學中講解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包括他的“菌座觀”、“金屬病因論”、“肝硬變可愈說”等，他的研究成果代表了當時醫學相應領域發展的最新水平；他第一個在醫大開展尸體病理解剖和死亡病理討論會；他第一個在醫大應用病理切片技術和施行活體組織檢查。
在張家口，晉察冀軍區司令員聶榮臻等軍區領導人接見了稗田，聘請他為軍區的衛生顧問。后來，軍委衛生部聘請他擔任防治南方血吸蟲病工作團團長。在擔任這些職務時，稗田教授竭盡心智，努力工作，發揮了重要作用。其間，胡耀邦患病，找稗田求治，經稗田精心治療，很快恢復了健康。
稗田參加八路軍后，為自己起了中國名字-田人，他的工資是每月1500公斤小米，是其他中國教授的30倍，而部隊的指戰員是沒有工資的。他得知后，堅決要求免去1500公斤小米的待遇。稗田以正直的人格、科學家的良知和對中國人民的奉獻精神，以他豐富的醫學知識和“一切為了學生”的教學作風，贏得了全校師生的愛戴和尊敬。】
殷老最后對我說：
【“稗田為人善良，他得知老友津澤勝被誤殺后，十分悲痛。當時津澤勝的妻子竹山帶著4個年幼的孩子，十分不易，后來稗田與竹山結為夫妻，負責照顧好友的遺孤。】
津澤勝的女兒池谷田鶴子后來寫文章回憶自己的父母：
【我父親津澤勝出生于日本熊本縣，在滿洲醫科大學畢業后成為內科大夫。父親是個誠實、認真、對病人不擺架子和無論什么樣的病人都一視同仁的人，技術也不錯。1943年，我父母在北平東單西觀音寺胡同開了個診所，他們兩人都是內科大夫。病人大部分是中國人，還有日本人、朝鮮人。從小我就跟胡同周圍的中國孩子們玩，說的也就是當時的北平話，跟著中國雇的傭人到劇場去聽劇，到澡堂去洗澡。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在10月父母帶著我和妹妹由利子從北平來到了張家口，跟隨父親的導師稗田憲太郎一同參加了八路軍。在那個年代，有不少的日本技術人員留在了中國，為了建設一個新國家他們在各個方面都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當時張家口剛剛被八路軍解放成了邊區的根據地。到了張家口，這些日本醫療工作者也就開始在白求恩醫大的前身張家口醫學校工作、任教。我父親在白求恩大學附屬醫院任內科主任。晉察冀軍區的衛生部長是殷希彭教授，曾留過日的病理學者。這兩位教授一見如故。殷部長對日本工作人員關照得很周到。
我父親對病人很好，所以我記得當時在河北省唐縣葛公村的時候，老鄉們常常來找父親，他們有時手里拿著白菜、有時拿著雞蛋表示他們的感謝之情。
后來，我們又隨著八路軍從張家口轉移，行軍走了3個月來到了河北省唐縣葛公村。在這里我們停留了近兩年。而我們這些孩子則離開父母被送進榮臻子弟學校學習。1949年，白求恩大學來到石家莊。12月，在醫院發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我的父親因此離開了人世，這是我的童年時代受到的最大的打擊。
1953年春季，中央政府號召在中日本人回國。我們又跟隨稗田回到了日本。回國后他被介紹到久留米大學任教。雖然我們沒能住在一起，但稗田對我們非常的關照。1960年，母親和稗田再婚，我和弟弟正志成了他的養子。】
津澤勝生前的女助手張富云軍醫后來回憶了她心目中津澤勝先生：
【我與津澤勝大夫認識于1948年10月初，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從河北獲鹿縣杜北村遷入石家莊市現址，當時醫院有一百多名日籍醫務人員，有醫師、護士、技師，包括內科、外科、口腔科、眼科、耳鼻喉科、X光科、藥材科各科。
內科主任是津澤勝大夫，中等個，微胖，能說漢語。我剛大學畢業，聽說主任查房，特別緊張。報告病歷后，他領著我們逐個查看病人，面帶笑容，和藹可親，耐心詢問病人的癥狀，認真細致的查體。每次總能發現新體征、新問題，指出診斷和治療方針，解決疑難問題。那時，腸傷寒、回歸熱、斑疹傷寒病人較多，他一邊檢查，一邊給我們講解，如傷寒的薔薇疹，怎樣和其他發疹疾病鑒別。怎樣視、觸、叩、聽等基本功，如肺羅音心臟雜音，觸摸肝脾等，手把手的教。
有一次查房，有位女患者，因惡心嘔吐以胃病收容入院，津澤主任檢查后說：“這是妊娠反應”。我奇怪這是個未婚女子，而且也問過病史說月經正常，怎么會是妊娠呢？他讓我們大家都摸摸腹部，大家仍不理解。他指出我們觸摸腹部不細致全面，只注意上腹部，未摸下腹部。應該怎樣觸診才不會誤診，原來他是摸到子宮底才肯定診斷的。經婦產科會診肯定他的診斷正確。類似這樣的事例很多。
對我們工作中的差錯，他從不呵斥，而且善意地說：“這樣不對或不好”，同時教你如何如何做。搶救病人時，他更是不分晝夜，不顧勞累地在現場指導，直至病人轉危為安。他的精湛醫術和良好的醫德，受到全體工作人員和病人的稱贊，漸漸的我們由衷地敬佩他，他像老師，又像長者，至今仍然念念不忘。】
張富云回憶說，
【津澤勝有一位美麗善良的妻子——竹山大夫，她在醫院小兒科上班，醫術也是精湛的。他夫妻生有四個孩子，大女兒叫田鶴子，在北京“八一子弟學校”上學，一切免費。她長得漂亮，又很聰明，放假回到石家莊醫院時，常帶著弟弟妹妹在院子里和中國的小朋友玩。個個懂事、有禮貌，尤其小弟弟馬其仁特別好玩，講得流利的漢語，我們常逗他玩，真是人見人愛。他家就住在醫院一間日本建的普通平房里，但夫人收拾得非常干凈舒適。
津澤主任有時也請我們到他家里玩。夫人總是熱情地招待，拿出糖果或親手做的點心叫我們吃，說說笑笑，這是一個多么和諧幸福的家庭啊!那時物質條仲比較貧乏，生活自然是很艱苦的，工作之余，津澤主任常和我們共同勞動，從來沒有聽見他喊苦叫累。
醫院為了照顧日本朋友，對日藉友人專門設了一個食堂供餐，當時都是供給制待遇，只是為了照顧多供應一些大米、肉、蛋、油之類。這些日本朋友還是很滿意的，總是以飽滿的情緒上班工作。
津澤勝先生是最早參加日本反戰同盟的成員。對八路軍的政策有相當的認識了解。他的工作精神很快融入到以白求恩的名字命名的國際和平醫院，他認為自己能成為這所具有光榮傳統醫院的一員是他一生的幸運和理想，他的善良和美德、工作極端負責給我們留下深刻的印象。】
通過眾多當事人的回憶，可以看出日本醫生津澤勝與沙飛非冤非仇，而且為沙飛救死扶傷，為我軍衛生事業作出了很大貢獻，他被沙飛槍殺完全是無辜的。
五、沙飛為什么要槍殺津澤勝？他是精神失常嗎？對沙飛執行極刑有什么曲折嗎？歷史沉淀之后，沙飛一案有可能平反嗎？
沙飛是名人，對中國革命攝影事業作出了突出貢獻，華北軍區司令員聶榮臻與沙飛有著特殊的感情，聶榮臻就非常器重他，當年沙飛參加八路軍是聶榮臻親自批準，華北軍區許多珍貴的歷史照片出自沙飛之手。對沙飛執行極刑對聶榮臻來說是個艱難的選擇。
沙飛槍殺津澤勝事發后，如何處理沙飛的請示很快送到了聶榮臻的面前，沙飛的生死大權卻要由聶榮臻來決定。聶榮臻當時存有疑問，他當即提出：
【“沙飛精神是否正常？”】
聶榮臻希望能夠找到證據。但由于沙飛是間歇性發病，其神經正常時，思維言行與常人無異，書信也字跡清楚、文筆流暢。調查結果終于報了上來，當時的華北軍區政治部副主任、軍法處代處長張致祥帶來的消息是：
【“沙飛在醫院檢查神經健全”。】
最終，聶榮臻考慮到國際影響及中日兩國的關系，無奈地作出了一個痛苦的決定：
【“揮淚斬馬謖，厚葬沙飛，他貢獻大”。】
但當判決書最后擺在聶榮臻面前時，他流淚了。
而沙飛果真“神經健全嗎？”事隔多年后，許多當事人提供了相反的實事和結論。沙飛生前的護理員郝德貴回憶，
【沙飛住院后情緒極不穩定，性情變得古怪多疑，有時甚至狂燥不安，這種現象下午為重。
在我的記憶中，沙飛對日本侵略者無比仇視，每當談起日本鬼子的法西斯暴行和滅絕人性的“三光”政策時，他恨的咬牙切齒，他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滿腔怒火和他的憤恨心情，對于沒經歷那場災難的人來說是難以理解的。他甚至憎恨所有日本人，包括為他治病的津澤勝也不例外。
進入初冬的一天下午，我和警衛員陪沙飛在院子里散步，他忽然問我：“小鬼，你說津澤勝是不是好人呢?”我當時想他怎么會問這樣奇怪的問題呢?于是不假思索的回答：“當然是好人。”沙飛聽了很不高興，生氣的說：“你這個小鬼太單純了，看問題太片面，你要學會辯證的看問題，要透過現象看本質，比如津澤勝要我多散步，冬天多曬太陽，這表面上看是為了病人好，但是只是想通過散步消耗我的體力，通過曬太陽，利用紫外線殺傷我的細胞，減少我體內的抵抗力，這就好比他平時給我透視照相一樣，想利用放射線殺滅我體內的細胞，借此達到他殺人的目的是一樣的，你怎么還說他是好人呢？”
我和警衛員看他越說越離譜，情緒越來越激動，趕緊把話題岔開勸他回病房休息。回來后我把沙飛的情況向醫生作了匯報。】
2007年1月在和平醫院建院79周年時，日本醫生津澤勝的助手軍醫張富云做了這樣的回憶和分析，
【沙飛有嚴重失眠，抑郁的心情，津澤主任也常給予耐心解積安撫。沙飛平時對醫生護士語言不多，但也平易近人，性情內向，有時他很幽默。沙飛入院后經一年多的休養治療，肺結核病己吸收鈣化痊愈。他要求出院，經津澤主任審查他的病情之后，同意病人意見可以出院。
事發后，我和同志們也一齊議論過，以沙飛那樣的高級干部。怎么會對黨的政策不理解，對日藉醫務人員參加我院的工作持那么大反感呢?怎么能對他勤勤懇懇地為他醫治好了疾病的津澤主任那樣懷疑和仇恨呢?竟不顧國法軍紀而致人死地呢?
我想我們這些普通醫生、護士和傷病員都經歷過中日戰爭的，都親受侵略戰爭的傷害，有的親人死去，有的傷員身上還帶有槍傷，留有子彈。通過學習大家都很明白戰爭是由日本軍國主義者挑起的，值得痛恨的是他們。廣大日本人民是無辜的，也是戰爭的受害者。從我們和日藉人員在一起工作的日日夜夜，從津澤勝大夫、水野護士長等人的身上我們看到了他們的善良品德，對傷病員無微不至的照顧，勤勤懇懇的工作精神，在我們之間建立起了深深的友誼，回憶起來，友誼之情仍歷歷在目。
今天回顧事件發生的原因：一是當時我剛從學校畢業，缺乏臨床實際經驗。當時的醫學水平對精神病知識了解甚少，經驗不足。對沙飛病中的長期失眠，憂郁焦慮癥狀，認為是與他長期戰爭緊張過勞造成的，是結核病的一般心態，未能考慮他是精神病病態，應給予必要治療。經過我幾十年臨床工作經驗，也治過不少精神病人，目前醫學對精神病的理論也豐富多了，被人們重視多了。以現在醫學分析，沙飛具有典型精神病的表現，如抑郁、焦慮、偏執、多疑等癥，這種抑郁癥常會導致自殺或傷害他人的行為，過去我們沒認識到，對他的某些語言總是向常人方面想，可能是文藝家的語言性情。
其二、原因是醫院從戰爭年代延續過來，沒有正規的管理制度，譬如，戰爭年代，住院的首長都帶著警衛員、馬夫、手槍，這是造成這一事件的重要條件。這次事件的性質實際上是一個精神病人殺害了一位無辜的醫生。
津澤勝走了，沙飛為抵命也走了。一個優秀善良的日本醫生走了，他留給我們的是無限的思念!另一個是曾拍攝過模范醫院，白求恩大夫、柯棣華大夫事跡的攝影家走了。留給我們的永遠是遺憾!兩個幸福的家庭失去了親人，給他們的妻子兒女造成永遠的傷病!每當回憶起這些，內心總有些內疚與遺憾。假如當年我有現在的醫學水平與經驗，能夠早期診斷出沙飛有精神病，并給予及時治療和保護；假如當時醫院執行住院病人不準攜帶武器，所帶槍支統有醫院保管，也可能避免悲劇的發生。無耐歷史往事，皆成史話，兩位先烈都是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的歷史功臣，在和平醫院建院70周年，我把這段歷史留給后人。】
我從和平醫院的歷史資料中，看到了當事人還有這樣的回憶：
【“津澤勝是日籍醫生。由于他是科班出身，又在醫科大學當過教授，所以很注意儀表禮節，工作起來嚴謹認真，不茍言笑。這一切在沙飛眼里，都好像帶著一股武士道精神似的。尤其使沙飛大起疑心的是，津澤勝在給病人切脈，那食指和中指輕按病人脈上的手勢，同他在電報局發電報的手勢幾乎一樣。有時還一輕一重地一按一點，簡直就是把病人的脈腕當成了發報機的按鍵了，這難道不是長期的職業習慣造成的下意識動作嗎？因此沙飛斷定，這個表面溫文爾雅，面頰時時浮現謙和微笑的大夫，一定是潛伏下來的日本特務。另一個日本大夫高永信，常對沙飛施行‘叩診，’被沙飛稱之為‘重打診’，完全是津澤勝的幫兇，兩人狼狽為奸，更便于進行間諜活動。而且還要暗殺我沙飛。”】
當年與沙飛共事的戰友還提供了兩個沙飛精神受日寇刺激的實事：
1943年12月的日寇的掃蕩中，他目睹日寇瘋狂的屠殺使華北百姓死傷無數，《晉察冀畫報》社的戰友有9名被日寇槍殺，自己為保護反戰照片的底片，險些喪命。最令人發指的是，日本強盜不僅當眾奸淫了中國婦女和八路軍女戰士，還殘忍地將她們懷中的嬰兒奪下，扔進沸鍋里活活煮死；畜生們還強迫人們“父奸女、侄奸嬸、兄奸妹”以供他們取樂……回想自己的首長、戰友對待日本小女孩的情景，沙飛感慨萬分，他心目中藝術的善和美被擊得粉碎。
另一件是魯迅的病逝。沙飛一生中最崇敬的人就是魯迅。沙飛曾對著名畫家司徒喬說，在魯迅先生的葬禮上我聽人議論，先生是被給他治病的日本醫生害死的；喬也聽說過。他對妻子也說過此事。魯迅是被日本醫生害死的，成為沙飛心中永遠抹不去的陰影。后來沙飛在和平醫院住院期間，幾次對家人說，日本醫生害死了魯迅，現在又害我。
親眼目睹日寇的慘無人道，沙飛精神受到強烈的刺激，患上了“迫害妄想型精神分裂癥”。但這種病情爆發是瞬即、短暫的，平時與精神正常的人一樣，當時的醫療手段和醫療技術很難作出準確的診斷。
沙飛事件發生近半個世紀后，在其親屬和社會各界共同努力下，經由北醫三院精神病研究所對沙飛的病案反復論證后，做出“缺席診斷”：“迫害妄想型精神分裂癥。”
我在北京軍區軍事法院了解到，沙飛的家屬對該案多次提出申訴，要求再審。北京軍區軍事法院經數年調查，復審查明：沙飛是在精神不正常的情況下，槍殺日籍醫生津澤勝，其行為不能自控，不應負刑事責任。1986年5月19日，北京軍區軍事法庭為沙飛錯案平反，撤消原華北軍區政治部軍法處判決。同年6月11日，北京軍區紀律檢查委員會決定，恢復沙飛黨籍。
據說，后來在沙飛平反過程中，曾請示聶帥，聶榮臻批示：
【“沙飛已經處刑。當時我不理解他有精神病，如果確有精神病，應予以平反。”】
正確的裁決發生在36年之后，沙飛不在了；聶榮臻元帥也不在了。但沙飛的后人感到欣慰，中國攝影界感到欣慰，沙飛也當九泉瞑目了。
六、沙飛槍殺事件發生后，對中日友誼產生了什么影響？對兩個家庭產生了什么影響？對沙飛中國革命攝影家的地位產生了什么影響？
沙飛被處決后，組織上專門作出決定：
【1.沙飛不是反革命；2.不牽連妻子；3.不歧視子女，組織負責撫養沙飛的孩子。】
津澤勝遭到不幸后，和平醫院里按照日本人的習俗進行火化，那時醫院沒有火化爐，就在院內空地上架起木柴將津澤勝的遺體進行了火化。全院為津澤勝召開了追悼大會，各科也都懸掛鑲有黑邊的津澤勝遺像，以示悼念。
沙飛的女兒王雁做了這樣的回憶：
【1950年3月4日，我爸爸沙飛因槍殺日籍醫生津澤勝先生，被華北軍區軍法處在石家莊處以極刑。1個月后，父親的戰友石少華派人把4歲的我從懷安縣柴溝堡老鄉家接到北京，送進了華北軍區八一學校幼兒園。
在我的記憶中，每當周末小朋友的父母都來接孩子回家的時候，我也總巴望著有人接。可是當時媽媽王輝被派往香港、廣州工作，我和從阜平上莊老鄉家接來的剛滿3歲的弟弟無家可歸，學校就是我們的家。媽媽每次到北京開會時就來學校看望我和弟弟，在東北空軍當兵的大哥和正在讀中學的大姐來看望我們，爸爸的戰友石少華和夫人連飛娥也時常來看望我們。
那時候在八一學校里讀書的有開國元勛、高級將領及烈士的后代，有國際友人的子女，還有曾有功勞但犯了錯誤、甚至非正常死亡人的子女。我就是這樣被算作“烈士子女”在這里上學的一個孩子。有人問：你父親去世后你們是不是過得很慘?
完全不是的。父親的問題沒有影響母親的政治前途，而八一學校也是沒有歧視的，我在校長、老師的關懷和同學們的友愛中身心健康地成長，無憂無慮地度過了12個春秋。初中畢業時因獲金質獎章被保送到北大附中上高中。1963年我從北京回到廣州母親身邊。】
兩次槍響，兩個家庭的孩子相繼失去了可敬的父親。值得慶幸的是，這兩家的遺孤都受到八一學校的呵護。
在八一學校就讀的津澤勝的女兒 池谷田鶴子做了這樣的回憶：
【從石家莊到了北京后，我就讀華北軍區八一小學校。不僅華北軍區的干部子弟，黨中央、國務院、解放軍各方面的干部子弟都爭取進來學習。但也就是在這個時期，在我身上發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我們的父親津澤勝被一個病人在病房用手槍打死，12月17日去世。回家后，看到母親在還沒點燈的黑屋子里，抱著生后剛5個月的妹妹，一句話都不說。這個事件給我們的家庭留下了不少的痛苦。
回到八一，我又恢復了以前的生活。我在學校的功課成績還可以，不能說是特好，但也沒落伍，稍比一般的孩子活潑一些，特別喜歡音樂。當時音樂課主要是唱歌，到了北京后，禮堂有一個大鋼琴，麻嘉卉老師一邊彈鋼琴，一邊唱歌，教我們和聲是什么，還讓我們聽貝多芬的《月光》的唱片。麻老師教了我們各種歌曲，有革命歌曲、軍歌、陜北民謠、蘇聯歌曲。她本是位老革命，她教給我們的一些老革命歌曲是一般的人不知道的曲子，并且還積極地帶我們到廣播電臺去唱歌，這些歌詞都隨著曲子留在我記憶之中。
1952年7月，小學畢業后，八一保送我進了師大女附中。在這兒過了半年緊張有意義的生活后，1953年春季，中央政府號召留中國已8年多的日本技術人員們回國去。我們一家又跟著裨田憲太郎回到了日本。回國后他被介紹到久留米大學任教。雖然我們沒能住在一起，但稗田對我們非常的關照。1960年，母親和稗田再婚，我和弟弟正志成了他的養子。
30年來，我在醫學領域做了一些交流工作，現在還在繼續做著。我認為這是我的使命，同時也能說明我是個得天獨厚的人。】
2010年“八一學校”同學會上，津澤勝的女兒池谷田鶴子與毛澤東的女兒李敏在一起。陳輝攝
池谷田鶴與毛澤東女兒李敏交談。陳輝攝
池谷田鶴子還談到了沙飛的平反和和平醫院對他父親作出公正的結論：
【1949年12月，當時醫院已經搬遷到石家莊。15日那天，父親被一個病號在病房中，用手槍擊中，以身殉職。這個病號沙飛是在抗日戰爭期間拍過很多具有歷史意義照片的攝影家。這個事件有著一些復雜和微妙的問題。而且這一事件的發生對于各方都是一個不幸的事件。那以后我們一家在中國的那些日子里，得到醫院和衛生部的很多照顧，在生活上也沒有發生任何問題。
從那件事開始已經快60年了。母親和弟弟正志都已去世。我和妹妹們已進入老年。聽說在90年代沙飛也恢復了名譽。這幾年，日中雙方有人開始知道這件事，他們知道我們的心里一直希望給父親一個公正的評價。幸虧得到各方面的理解和支持，2007年6月，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給父親頒發了榮譽證書，至此，這件事才得到圓滿解決。】
池谷田鶴子和女兒與胡耀邦之子胡德平
池谷田鶴子還在《一張舊照片》一文中回憶了黨和國家領導人對她們一家的款待：
【1984年9月下旬，中國政府邀請了由來自日本各地3000名成員組成的友好代表團。代表團是分批來到中國后于10月1日到北京集中參加國慶典禮。我母親和表姐矢吹美代子夫妻、我和我丈夫池田不律也是這個代表團的成員。
10月1日上午國慶典禮之前，日方代表團的代表以及一些重要人物都被請進中南海。我也陪著母親一同來到了中南海。我們被帶進中南海的一個小亭里。這時的胡耀邦已經早早的守候在那里了，他神情顯得稍有些興奮，目光卻非常柔和，和我們一個一個親切的握手。王震副總理就站在他的旁邊微笑著和我們握著手。當我們接近耀邦的時候，聽到他低語：“就是他們!就是他們”。
現在回憶起來當時除了日方人員以外，還有一位相貌端正的青年。當時我們沒有料到，這位就是現在的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胡錦濤。我們被安排在椅子上同胡耀邦總書記和王震副總理拍照留念。照完像后他們二位便匆匆的離開了。前后只有十分鐘的時間。大約過了30分鐘，我們看到鄧小平和胡耀邦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了閱兵式。
而這張照片我一直都在珍藏著。我們一家能夠得到這樣的接待，是因為在那個特殊的年代，在那個特殊的背景下胡耀邦和稗田的那一段友情。
1983年11月，胡耀邦總書記訪問日本時，通過駐日大使館尋找稗田憲太郎的遺屬。在張家口的時候，稗田先生曾參加胡耀邦總書記的阿米巴性肝疾病的治療。當時，稗田先生在這種病的研究領域里是屬于世界一流的學者之一。與他同專業，時任華北軍區衛生部部長殷希彭知道這些情況，他還一直存有稗田關于阿米巴研究論文。這也許就是由此讓他們二人有緣相識的理由之一吧。胡耀邦總書記在大使館接見我們時，非常親切、溫和，他談著自己和稗田的友情，又詢問了我們現在的家庭狀況，并且說下次讓我們以他客人的身份到中國，所以才有了上一幕的1984年10月1日，我們成了胡耀邦總書記的客人，并受到他的親切接見。】
沙飛是神精不正常的情況下，誤殺津澤勝；在沒有科學確定沙飛是精神病患者的情況下，執行了極刑，這是兩個家庭的悲劇，但卻不是中日友誼的悲劇，兩個家庭相互沒有仇恨，正確對待了這一歷史悲劇。尤為令人感動的是津澤勝的后人不記殺父之仇，為中日友誼作出了友好的貢獻。
沙飛沒有被歷史所忘記。1981年初，《中國攝影》雜志發表了中國攝影學會會長蔣齊生的文章《沙飛——開創中國人民革命攝影事業的攝影革命家》一文，追憶了為中國革命攝影事業作出杰出貢獻的攝影家沙飛。
1992年，中國新聞攝影學會等單位聯合舉辦了沙飛誕辰80周年紀念活動。 此后，《沙飛攝影展》與觀眾見面。 2004年5月20日沙飛誕辰92周年之際，在他去世的石家莊市雙鳳山陵園舉行了沙飛銅像揭幕儀式。人民日報社、新華通訊社、解放軍畫報社、中國攝影家協會、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魯迅博物館、北京軍區戰友報社、石家莊日報社等單位的代表，沙飛的老戰友全國文聯主席周巍峙，聶榮臻元帥的女兒聶力，中國攝影家協會主席邵華等人，還有沙飛的5個子女及親友參加了揭幕儀式。
沙飛攝影作品在日本巡展
更為可喜的是日本成立中國攝影師沙飛研究團體。據日本《宮崎日新聞》2011年1月5日報道，研究中國新聞攝影師沙飛業績的“沙飛研究·日本之會”已于近日成立，研究會事務局設在都城市。沙飛在日中戰爭時期拍攝的照片是宮崎縣都城市和中國重慶市江津區開始友好交流的契機。該研究會將于近日訪問中國，并計劃于明年沙飛誕生100周年之際在日本全國各地舉辦照片展。研究會把在中國并不廣為人知的沙飛定位為“新聞攝影師的先驅者”，計劃通過考證其業績和人物形象，來活躍日中民間層面的交流。
沙飛誕辰百年紀念座談會
沙飛離開我們69年了，但他反映中國革命的不朽攝影作品卻永遠留在人民心中。（完）
【陳輝，新華社原北京軍區支社社長，高級記者，大校軍銜，獲新華社“十佳記者”榮譽。撰寫出版了《世界王牌敗兵錄》《沙場淘金百戰歸》（上下冊）、《軍旗下的鐵甲雄師》、《軍旅歲月拾零》（一至五集）等9部專著，在國內外發表新聞作品2000余篇。新聞和文學作品先后獲得國家“五個一”工程獎、第一屆中國人民解放軍新聞獎一等獎、第三屆中國報告文學大獎賽一等獎、伊拉克戰爭報道獎、國家抗震救災報道獎等50余個獎項。新聞作品收入國家語文教材課本；先后立二等功3次，三等功4次，獲國防服役金質獎章；簡歷被收入《中國專家大辭典》和《二十一世紀人才庫》；作品被收入《中華文庫收藏作品名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