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在全世界各種語言中，其重要性僅次于英語。全世界3000種以上的語言中，使用人數超過5000萬的約有20種。
“中國話”這個詞在日常交流中特指漢語（甚至特指普通話）。中國的少數民族說的語言（一些說漢語,一些說其他語言）可以和漢語共同歸在中國境內語言這個范疇中。結論：非嚴肅語境下,少數民族說的非漢語的語言不屬于“中國話”。可以說，在較嚴肅語境下，根本就沒有“中國話”這個說法。
今天，我們不說“漢語”，也不說“中國話”，而來說一說“官話”。所謂“官話”，就是已知為母語的人口最多、分布范圍最廣的“漢語一級方言”，其名稱則源自中國古代對漢語官方標準語的稱呼，現如今的“官話”，其實，也就是我們口中所謂的“普通話”。
中國自古以來地域廣闊，地大物博，省份眾多，各省之間的文化差異，口音差異也十分的巨大。就算是同一個省份，口音也是不相同的，十里不同音的現象時有發生。我們現在所說的“普通話”，在古代叫做“官話”，但是，由于信息傳媒的落后，官話普及率十分的低。
每個地區還是說著自己的方言，這也導致各地在溝通交流上存在很大的困難。如果，只是在自己的家鄉說方言，其實無可厚非，但是，如果這人一旦封侯拜相，入朝為官，在朝廷上說著一口別人聽不懂的方言，那就不太好了。
在古代，很多皇帝被大臣們的各種方言所折磨，若是和少數民族的一些大臣交流，身邊有個翻譯官還說得過去，但是，和中原大臣交流也配個翻譯官的話，那就顯得有些夸張了。當時，清朝的雍正皇帝就被南方沿海一帶大臣們的口音折磨得夠嗆，那些大臣在上朝的時候說的話，讓雍正聽得是稀里糊涂。
最后，他只能臉色很不好地下了一道圣旨：“福建、廣東等地，立即推廣官話，否則，就別來當官了。”
這個圣旨，在當時引起了很大的反響，清朝皇室是滿族人，他們有自己的語言，卻把漢語當作是國家通行的“官”話，這著實讓人難以立馬接受。
其實，這也不奇怪，當時貴族階級大多都是滿族人，但是，漢族卻是人數最多的民族，說漢語的人比說滿語的人多太多了。而且，在朝堂之上，奏折、文書等也都用的是漢語，滿清貴族和皇帝也都推崇漢族文化，從小接受的也都是漢語教育。
雖然，當時漢族人說的都是漢語，但是，有些地方的口音確實讓人抓狂，尤其是廣東、福建一帶。康熙年間，皇帝準備提拔一個有能力的福建官員到北京任職，但他來了以后才發現，京城的皇帝和大臣們都聽不懂他說的話。這可如何是好，這件事只好作罷，讓他繼續留在當地任職，平時靠折子交流工作。
1728年，一個福建官員許松佶進宮面圣。三十六歲的他，并非正經科舉出身，而是一直跟隨父親，早早地遠離家鄉，在各地輾轉從當幕賓和吏胥。他惴惴不安地跪在階下，深知像他這種非科舉出身而入仕途的人往往是不受待見的，他們認為這是不入流的身份。
他不知道皇帝會怎么看待他，但是，當皇帝看到他的履歷后，卻是十分高興，對他的評價是“中上”。另外，雍正還贊許許松佶是個明白人、有出息的人，有趣的是，雍正對他最意味深長的評價卻是：“不像一個福建人”。
“不像一個福建人”，這個評價，在當時來說是一個極高的評價。
為什么這么說呢？原因有二：
一是、當時南海海盜不把大清朝放在眼里，肆意橫行，擾亂福建沿海一帶的治安，甚至。把福建等地作為基地。并且，就在召見許松佶后的第四日，海盜又在海上劫持了一艘貨船，雍正龍顏大怒，對沿海一帶更是沒有好感、
二是、對雍正來說，如同群鴉亂噪的福建口音，對于久居深宮，從小聽得一口京片兒官話的雍正皇帝來說，那可是云里霧里稀里糊涂的。許松佶雖然是福建人，但是，他從小跟隨父親各地輾轉，口音自然不會是福建口音，雍正在“不像一個福建人”的評語后，又寫了一句話，是“他說的話讓人聽得清楚明白”。
許松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讓雍正對他青睞，他更不知道因為他，會引發一場簸箕全國的政治運動。在許松佶見過雍正皇帝的第四天，皇帝就突然頒布了一道圣旨。在圣旨中，皇帝提出：“身上有著管理百姓職責的官員們，他說的話必須要讓所有人都聽得懂，這才可以通達民情，熟悉事物，而辦理無誤。”
除此之外，雍正還特地指出：福建、廣東的口音“讓人聽不懂”，還說“如果，把這些官員指派到其他地方做官，他怎么能好好地宣讀口諭，斷案的時候，又怎么能聽懂當地百姓的訟詞呢？”
其實，雍正很清楚，距離北京萬里之遙的廣東福建，如果，不來點強有力的措施，怎么會改掉那千百年來的口音呢？怎么會說著一口流利的“京片兒”呢？之后，雍正皇帝的規定，以八年為期限，若是還沒有學好官話，那么，就停止這兩個省份的科舉考試。
這對文人來說，可是一件大事，接到通知后，廣東和福建的政府紛紛響應。
之后，他們在各個縣上奉命設立了“正音書院”，訓練和推廣官話。在此后的一兩年內，兩省的正音院從開始的一百多所猛增到兩千多所。這場轟轟烈烈的“正音”運動，雖然，效果不太理想，但是，卻為后來張之洞等人再一次提出“官話統一天下”的思想和舉措，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清世宗實錄》、《中原音韻》、《方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