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明一代，小說藝術已蔚為大國。明代初年橫空出世的《三國演義》和《水滸傳》標志著一種時代風尚。它們幾乎都是氣勢磅礴，恢宏雄健，給人以力與勇的審美感召。

《三國演義》郵票

明代中后期又有了新的發展，神魔小說《西游記》俏比幽托，揶揄百態，折射出當時社會的種種弊端和丑惡現象。

世情小說《金瓶梅》展現了墮落時代市民王國的全景圖，并把現實的丑引進了小說世界。從而引發了小說審美意識的又一次變革。

這些被魯迅先生稱之為“時代精神所居的大宮闕”的長篇小說，充分顯示了它們的作者百科全書式的知識和對歷史與生活的特殊的人生感悟。

與此同時，另一個引人矚目的小說現象是：一些有遠見的通俗文學的愛好者，不僅將原來流傳的話本加以改寫和潤飾，匯集刊刻；有的人還運用話本形式創作新的白話短篇小說，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一書中把這些作品稱之為“擬話本”。

話本和“擬話本”都是白話小說，不同的是，后者已不單純是說書藝人講說用的底本，而是供閱讀的案頭文本了。“擬話本”的創作高潮，正是出現于明代中后期。其中代表人物馮夢龍和凌濛初就將古代白話短篇小說的創作推到了另一個峰頂。

馮夢龍畫像

明末天啟年間（1621-1627）被人稱之為“全能”通俗文學作家馮夢龍“因賈人之請”，先后編輯了《喻世明言》（即《古今小說》）《警世通言》《醒世恒言》（見綠天館主人《喻世明言·序》）。小說史家一向把這三部集子合稱為“三言”。

《警世通言》刊行于天啟四年（1624），《醒世恒言》刊行于天啟七年（1627），而《喻世明言》的出版，又早于兩書。“三言”雖非同時刊刻，但是它的編印，卻無疑是一個有計劃的工程。

傳本《古今小說》扉頁上有書鋪天許齋的三行題識，中云：“本齋購得古今名人演義一百二十種，先以三分之一為初刻云。”而在《古今小說》目錄之前也題有《古今小說一刻》。

這說明《古今小說》本來是編者給自己篡輯的幾部通俗小說選集所擬的一個總名。當《古今小說一刻》增訂再版時，書名已改為《喻世明言》。而二刻和三刻正式出版的時候就都各自標明了自己的書名，即《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結果《古今小說》反而成了《喻世明言》的一個異名了。

馮夢龍不是一個普通藝匠，而是個心底有生活的獨具只眼的文史大家。他對于這一百二十篇小說，并不是單純的收藏和交付書商刻印，而是進行了一次謹慎的去蕪取菁的遴選工作。

人們只要拿早于馮氏的洪楩編選的《清平山堂話本》和“三言”比較一下，就不難看出，除獨具藝術魅力的優秀之作《快嘴李翠蓮記》未被收進“三言”中以外，其它馮氏書中沒有入選的，大多是一些平庸之作。

因此，我們不妨這樣看，盡管“三言”還不是宋、元、明三代話本小說的全集，但它幾乎把當時廣泛流行的膾炙人口的作品網羅無遺了。正因為如此，馮夢龍的同時代人，另一位著名小說家凌濛初在他的《拍案驚奇》的序言中就明確指出：

獨龍子猶所輯《喻世》等諸言，頗存雅道，時著良規，一破今時陋習。而宋元舊種，亦被搜括殆盡，肆中人見其行世頗捷，意余當別有秘本，圖出而衡之，不知一二遺者，皆其溝中之斷蕪，略不足陳已。

事實上，“三言”一出，就不脛而走，其流傳之廣，讀者之多，以及影響之深遠，在古代短篇小說中幾無與其相頡頏者，也是明證。

《警世通言》

馮夢龍生于明萬歷二年（1574），正當明代盛極而衰的時候。他的生平，在《蘇州府志》卷八十一“人物”中，有簡明記載：

馮夢龍，字猶龍，才情跌宕，詩文麗藻，尤明經學，崇禎時，以貢選壽寧知縣。

他約卒于南明隆武二年（1646）。他的一生只有那短促的四年游宦生活，而主要精力都用在編輯、創作方面。已知著述不下六七十種，堪稱宏富，所涉獵的范圍極為寬廣，經、史、子、集，無所不治。尤精于戲曲、小說、俗曲等通俗文學。

規模宏偉的“三言”，更使他獲得了不朽的聲譽。已故友人魏同賢先生經多年搜集，選擇海內外最佳版本，審慎整理，影印出版的《馮夢龍全集》共二十七種，約兩萬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這說明馮夢龍絕非輕材小慧的作家所能比肩。他把自己編選的小說分別題名為《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是同本人長期形成的小說觀念特別是對小說功能的理解有著密切的關系。許自昌《樗齋漫錄》卷六說馮氏“酷愛李氏（卓吾）之學，奉為蓍蔡”。

《馮夢龍全集》

李卓吾文學思想中一個重要特點是敢于突破正統文人鄙視通俗小說戲曲的偏見，把通俗小說中的《水滸傳》等和《史記》、杜詩并列，并認為至文無古今。馮夢龍也是如此。

在“三言”的各篇能體現馮氏小說觀念的序文中都一致強調了小說的社會教化功能。他把小說當作嚴肅的“經國之大業”，治世的手段。在署名“綠天館主人”的《喻世明言·序》中就說：好的小說能使“怯者勇，淫者貞，薄者敦，頑鈍者汗下，雖日誦《孝經》、《論語》，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

他重視小說所以能吸引人的原因，是它的藝術感染和它激勵人、影響人精神的作用。在《醒世恒言》的序文中，除了反復強調小說的教化作用以外，甚至還把小說的意義提高到了以為有國者借鑒！這就同那些把小說當作雨窗寂寞、長夜無聊的消閑解悶的傳統觀念相悖。

《醒世恒言》

他公開為自己的小說選集命名為《喻世》《警世》《醒世》，用馮氏自己的話說，就是“明者，取其可以導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適俗也。恒，則習之而不厭，傳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義一耳。”（可一居士《醒世恒言·序》）很明顯，馮氏是想通過小說來勸諭世人、警誡世人、喚醒世人的。

當然，今天看來，這些提法是過分夸大了小說的社會功能和社會效果，不免有失之偏頗之處，但他提出的卻是屬于具有反傳統觀念的為人生而藝術的理論。

馮夢龍的“三言”堪稱中世紀中國社會的百科全書。這一百二十篇故事的題材極為廣闊，幾乎涉及了當時各個階層，反映了生活的各個側面，特別是對于城市市民的生活，有著更多的精彩的描繪。

其中有寫青年男女之間的愛情故事；有揭露官場罪惡的作品；有寫訴訟案件的，也有寫朋友友誼的作品。其中不少寫文士風流韻事的故事，也有寫神仙靈怪的作品，還有一些涉及少數民族苦難生活的作品。

而這一切的表現多又是出于市民的思想意識和市民的視角。這從一個方面來觀照，正是市民日益強大并在小說文化領域尋求表現的反映。

馮夢龍郵票

在“三言”中，人物創造堪稱群像羅列，相互輝映，即使一些次要人物也能寫得十分傳神。在編織故事上既有緊張激烈的沖突的營造，又有氣象萬千、驚心動魄的紐結。

而在節奏處理上，又善于在錯綜交織的矛盾中，用抒情的筆調進行點染，從而獲得蕩氣回腸的詩意效果。至于藝術手法，既有大筆勾勒，也有工筆細描，繁筆簡筆交錯進行；而且在作品的許多節點上，都傾注著作者的強烈感情。

馮氏“三言”的編纂正處在一個狂飆突起的時代，正是一個思想世界跌宕起伏的時期。十六世紀與十七世紀交替之際，隨著明王朝命運的日薄崦嵫，朝政專橫腐敗到了極點，社會風氣淫靡墮落到了極限。上上下下一片混濁污穢的空氣。

但是，理學家們卻仍然擺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架勢，括出“理”來窒息社會生機和人性的生機，以維系他們在政治上搖搖欲墜的統治。而當時一些頭腦清醒、富有叛逆精神的思想家、藝術家、文史大家，如徐渭、李贄、湯顯祖、袁氏三兄弟無不通過其作品吹起一股股強勁的心靈之風，來滌蕩這惡俗澆漓的世道。

在這狂飆時代中，再次是個性發展思潮在文藝創作和美學思想中形成怒濤澎湃的時期，一反前一個時期僵化古板、扼殺性情的頹風。馮氏的“三言”產生在這樣復雜的社會和思想氛圍中，必然表現出相當復雜的思想內容。

連環畫《杜十娘》封面

即使同一部選集中，思想傾向也頗不一致，甚至在一篇作品中，往往也有彼此矛盾著的思想觀點。這又是我們客觀認知“三言”時不容否定的事實。

“三言”以它的思想的新穎和藝術的魅力，一經出版，即震動了當時的小說界和出版界。明末清初的文壇曾經出現了一個有相當規模的短篇小說的收集和創作的熱潮，且效顰之作蜂起。其中成就最顯著的是凌濛初。他的初刻和二刻《拍案驚奇》就是在“三言”的直接影響下產生的。

凌濛初，字玄房，號初成，別號即空觀主人，浙江烏程（今吳興）人，生于明萬歷八年（1580），比馮夢龍小六歲。出身于官僚家庭。十八歲補廩膳生，三十歲寓居南京。可能因為科舉失意，乃入都謁選。

久之，歸南京，開始編寫《初刻拍案驚奇》，天啟七年（1627）脫稿，翌年刊行。崇禎五年（1632），《二刻拍案驚奇》告成。他五十五歲作了上海縣丞，六十三歲升任徐州通判分署房村，甲申（1644）正月，李自成義軍進迫徐州，凌濛初不降，進行抗拒，而力量不敵，遂嘔血而死。

凌濛初畫像

凌濛初受馮夢龍的影響，一直致力于民間文學小說戲曲的研究。而著力最多，也最見功力的是短篇白話小說的創作。“二拍”就是他整理、改編和創作的《初刻拍案驚奇》和《二刻拍案驚奇》的簡稱。

初刻和二刻各四十篇，唯二刻第二十二卷《大姊魂游完宿愿 小姨病起續前緣》與初刻重復，第四十卷為雜劇《宋公明鬧元宵》。所以“二拍”實際共收小說七十八篇，每篇篇目不同于“三言”的單句篇目，兩篇成偶，而是采用了章回小說的駢句形式。這七十八篇小說中大部分是凌濛初自己的創作。由此可見，凌氏是一位了不起的、產量豐富的短篇小說作家。

凌濛初的創作意旨和動機，他在《初刻拍案驚奇·序》說的很明確，歸納起來不外以下三點：

一是由于馮夢龍的“三言”“行世頗捷”，于是凌濛初即在“肆中人”的要求下編撰起《拍案驚奇》了；

二是宋元舊篇已被馮夢龍“搜括殆盡”，剩下的又是些“溝中斷蕪，略不足陳”，于是便“取古今來雜碎事，可新聽睹、佐談諧者，演而暢之”；

《凌濛初全集》

三是他加工創作小說是“文不足征，意殊有屬”。聯系他寫的《二刻拍案驚奇小引》中所說“其間說夢說鬼，亦真亦誕，然意存勸誡，不為風雅罪人，后先一指也”。

這就說出了他編寫小說的目的有進行說教與勸誡之意，所以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也認為“二拍”確實有“誥誡連篇，喧賓奪主”的一面。

“二拍”的貢獻在于它對晚明時期新與舊錯綜交織的復雜生活有生動的描繪，揭示了社會矛盾的某些方面，展現了這個特定時代的一幅幅風俗畫，其可讀性很強。但個別作品品味不高，乃至有墮入惡趣者。因此，一般讀者和研究者普遍認為“二拍”審美價值略遜于馮氏之“三言”。

《拍案驚奇》初刻本為明崇禎元年（1628）尚友堂刊本，此本國內已亡佚，現存日本日光山輪王寺慈眼堂。此外，日本廣島大學還藏有一部三十九卷本，書名題為《初刻拍案驚奇》，缺原刊本的第二十三卷，將原刊本的第四十卷重復刊刻，作為第二十三卷補入書內。

《初刻拍案驚奇》

以上兩種刊本均系孤本。清代刊刻的覆尚友堂本、消閑居本、蘇州松鶴堂本、萬元樓本、同人堂本、聚錦本、文秀堂本、同文堂本等，均為三十六卷本，其中缺原刊本的后四卷，原文脫誤亦頗多。

從“三言”到“二拍”等話本和“擬話本”小說的興起，是中國小說文化從內容到形式向生活突進的一大解放；同時又是中國小說文化走向群眾，走向藝術高峰的一道橋梁。它為中國小說開辟了一個嶄新的天地，從而使小說這個中國文學上的“私生子”，在文壇上爭得了不容忽視的地位。

另外，“三言”“二拍”的出版，也大大促使了各種文藝的相互滲透和影響，特別是和說唱文藝及戲曲的關系更為密切。小說講唱文學和戲曲藝術在題材層面上的互相借用、改編，大大促進了通俗文藝的繁榮，這也算是中國古代群眾文藝的一件盛事吧！

寧宗一

二〇一九年五月三十日于南開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