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并非有權利發表看法，

你的權利是發表有根據的看法。

沒有人有無知的權利。”

哈蘭?埃里森

作為一名心理系學生，我是在微博熱搜上刷到“人間水蜜桃”這個詞之后，放棄通過微博關注社會新聞的。

我尤其反感的是，微博上的 KOL 們，使用一種類似談論“明星婚變告訴我們什么樣的男人不能嫁”“得罪了天蝎座有多可怕”的口吻，討論著自殺和抑郁癥。

我不知道 KOL 這個身份具體是在什么時候流行起來的。

但仿佛只花了很短暫的時間，微博上出現了這樣一個群體，他們擁有為數眾多的粉絲，擅長表達，而且樂于對不同領域的社會事件發表看法。

在學術上，KOL 的定義是這樣：

關鍵意見領袖（Key Opinion Leader）是營銷學上的概念。通常被定義為：擁有更多、更準確的產品信息，且為相關群體所接受或信任，并對該群體的購買行為較大影響力的人。

由這個定義不難看出，KOL 的權威地位，應當是建立在擁有更多準確信息的基礎之上。

然而，在社會新聞出現的時候，KOL 未必真的擁有更多更準確的相關信息（關于抑郁癥、家庭暴力或猝死）或者了解相關報道、評論的倫理規范。

但他們卻仍以 KOL 的影響力和身份發聲。

他們并沒有比別人更了解抑郁癥，也沒有比別人更了解崔雪莉。

但他們說的話，卻能夠被很多很多人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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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個人的有限所知，很難對大多數事件都進行及時和有意義的響應。

但對于 KOL 來說，不停地去“響應”社會熱點似乎是一種隱形的義務。

猝不及防地，雪莉自殺了。我們似乎都在等待著我們關注的博主們會說點什么，他們似乎也默認自己應該盡快說點什么。

在倉促之間，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給出一種情緒共鳴或者某種態度。

但情緒的共鳴常常是無益的。在社交網絡上的負面情緒共鳴更是如此。

在 2014 年，某個在 Facebook 上進行的實驗發現，用戶的情緒狀態會受到其他用戶的“傳染”，暴露在消極情感的信息中會增加用戶的抑郁水平 [1]；

而早在 1974 年，心理學家便發現，自殺行為可以通過不當的報道方式傳染，娛樂和政治名人的自殺新聞尤甚。在瑪麗蓮夢露被媒體報道疑似自殺后，一個月內增加了 303 個自殺案例 [2]。

據此，防自殺組織撒馬利亞會和 CDC 提出了報道自殺新聞的指南：

* 使用真實簡潔的文字

媒體不應該將自殺歸于過分簡單的解釋，例如失業、破產或壓力。自殺從來就不是起于單一個因素或事件，而是一連串涉及心理和社會問題的復雜因素交互影響所導致的結果。

另外，也不該一直重復報道自殺事件。這也會增加自殺傳染的可能性。

* 不要英雄化自殺行為

當報道中傳達出的悲傷情緒元素（例如：公眾悼詞、降半旗或設立紀念碑）降低，也比較不容易造成自殺行為蔓延。因為這些內容可能會讓部分有自殺傾向者以為，通過同樣的方式就能獲得社會的尊重。

* 不要只關注死者的正面特質

許多報道中常會不斷重復：“他/她是個好孩子。”或“他/她有光明的未來。”而忽略死者在人生中曾經遇到的困難。這雖然表達了對死者的敬意，但同時也可能對那些沒有得到贊美的自殺傾向者產生吸引力。

* 只使用基于事實的數據

如果要闡述自殺人數的增加，不要稱自殺行為是某種最近的“流行”，或以自殺率“暴漲”等浮夸的詞來形容。可以引用具公信力的機構的統計數據，更重要的是，不要只關注數字，要進一步解釋自殺的原因。

* 提供預防自殺的求助資源

盡管人們很少愿意主動坦誠心理問題，但談論自殺傾向卻是預防自殺行為的關鍵。任何自殺的報道也都應該提醒讀者：抑郁癥是可以治療的、自殺是可以預防的，以及談論心理問題是很正常的事。一個人有心理問題不代表他“很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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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讀到這份報道指南，是在《社會心理學》的本科課本上。我們常被告知課本包含的只是最低限度的知識，卻經常發現真實的世界連本科課本的要求都做不到。

更糟的是，新聞媒體尚有專業性的規范與要求。但 KOL 卻可以完全隨心所欲地進行華美卻危險的表達。

提供情緒和提供信息哪個更重要，可能是一個值得辯論十年的問題，但是現在擁有最大音量的人們，常常都完全沒有提供信息。

我時常覺得現在的微博變得很像一個山谷。有人大喊了一聲“啊”，然后山谷里便此起彼伏地“啊啊啊啊”起來。

我們付出大量的時間、精力、情緒和同理心去傾聽來自四面八方的聲音，但最后得到的，還是僅僅一個“啊”字。

或許有人會認為，“那是 ta 自己的微博，想說什么就說什么。”

但并不是這樣的，當一個人的表達有能力出現在如此多人的眼前，ta 就不得不為自己的表達的內容與質量負責。

這是我們此前從未經歷過，但卻確實存在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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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年來，我常常在網上看到一些個人用戶會有類似“看新聞看到整個人都在發抖”、“一邊刷微博一邊忍不住地流淚”的表達。

這樣的情緒真實又強烈，讓人有種能藉此消除一切悲劇、建立全新秩序的錯覺。

然而，在網絡世界激起的情緒洪水，到底可以沖破什么高墻，從來都是一個未知數。

反而是在它沖垮現實世界的高墻之前，都常常先以我們已知的方式沖垮個人的情緒。

我想，不僅僅 KOL 應當檢查自身“發聲”的質量。作為信息的接受者，也需要有意識地審視，自己對這些聲音的接納。

有一些聲音，是我們需要忽略的。

身為社交網絡的消費者，我們應當像消費者管理自己的金錢那樣，謹慎地花費我們的時間與精力，不使其被揮霍在 KOL 們空洞的情緒表達之中。

當你僅僅因為某種態度或情緒去追隨一個博主的時候，

你就已經將自己置于被敷衍的危險之中了。

參考文獻：

[1]Kramer, A. D., Guillory, J. E., & Hancock, J. T. (2014). Experimental evidence of massive-scale emotional contagion through social network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11(24), 8788-8790.

[2]Phillips, D. P. (1974). The influence of suggestion on suicide. Substantive and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Werther effec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9(3), 340-3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