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是古代中國對于社會上的士人和官吏之統稱，始于戰國。他們既是國家政治的直接參與者，同時，又是社會上文化、藝術的創造者、傳承者，政治是絕大多數“士大夫”人生的第一要務。
魏晉南北朝時期，出現了著名的“竹林七賢”。他們既有很高的文學、藝術造詣，又有高潔的道德操守，但一方面又狂放不羈，放浪形骸。他們中的許多人情愿醉酒而死，也不在腐敗的朝廷中工作。這種精神氣質對“士”是一種有益的補充，也是符合“士”的操守的。
說到宋朝的士大夫，關于他們的趣事很多，且會發現：他們跟清朝時期的“士”，在精神和氣質上有非常大的區別。簡單來說，宋代的士大夫們脾氣都不是很好，這里的脾氣不好指的不是他們跟自己的媳婦發火，也不是說對下屬異常嚴厲，更不是對待民眾簡單粗暴，而是在皇帝面前他們都表現出了火爆脾氣。
宋真宗時期，有一個翰林的學士，名叫楊億，雖然才華橫溢，但是，卻有點驕傲，與宰相王欽若互不相容。每次王欽若到場的時候，楊億都會揚長而去，對其視而不見。后來，王欽若罷官回鄉，其他官員們都寫詩相贈，作為當時官場上的一種理解，以表相識一場，但是，卻只有楊億沒有送。
宋真宗看不過去，就對楊億說：“你就寫一首給他送過去吧，不要這么意氣用事，要顧全大局，禮儀上要過得去，一場相識，要講究團結。”但是，楊億對于皇帝的話并沒有聽進去，不寫就是不寫，皇帝發話也不好使。
還有一次，楊億起草《答契丹書》，里面用了一句“鄰壤交歡”，宋真宗由于對契丹太過憎恨，看到這一句不是很喜歡，所以，就用“朽壤、鼠壤”等詞作為批注用來嘲笑契丹。結果，第二天，楊億竟然給皇帝交了一份辭職申請書，理由是：覺得皇帝的批注是針對自己的，是不喜歡自己寫的文字，所以，便提出辭職。
這使得皇帝有點不知所措，只能好言相勸，挽留這位才人，并且，對宰相說：“楊億不通商量，真有氣性。”
話說，在宋代，像楊億這樣“有氣性”的士大夫，可不止他一個。在宋仁宗時期，有一臺諫官，名叫張知白，做事說話也是跟隨其名，非常“直白”。
有一天，仁宗找他談話，提到他做人比較孤單，沒有什么好朋友，主要在于說話上不太講究分寸，勸解他以后要多注意。結果，張知白一聽皇帝說這話，便甩給皇帝一句：“我不孤單，皇帝你才孤單呢。”仁宗自然很疑惑了，一問究竟。
對此，張知白回答道：“我家里有賢妻，家外還有親戚，我哪里孤單了？皇帝你只有宮女陪伴，你豈不是比我還孤單？”這一句話把仁宗說的神情暗淡，獨自回宮之后，跟皇后說了這件事情，還忍不住流下了眼淚。
原來，宋仁宗當時年事已高，自己所生育的兒子都死了，膝下無子，這對于一位年邁的老人來說，的確是很孤單的。可以說，張知白的話戳中了仁宗的痛點。按別人的想法，張知白說了這樣的話，讓皇帝這么傷心，估計是小命不保了。
但是，實際上，仁宗并沒有怪罪于他，而是繼續讓他擔任臺諫官一職。
宋仁宗的老師夏竦去世了，本來禮部為其擬定的謚號是“文獻”，但是，仁宗感念恩師的教導之情給予了他很高的評價，便將謚號改為了“文正”，這在舊時，可是對文臣最高的評價了。
但是，仁宗的這一決定卻引起了士大夫們的不滿。負責考功的劉敞說道：“起謚號這個事情，本來就應該是禮部的事情，它們有這個權利，起什么君王不應該橫加干涉，而且夏竦這個人的品格不行，根本不配用文正的謚號。”最后，夏竦的謚號不得不改為“文莊”。
宋理宗的時候，一名叫李伯玉的臺諫官，由于發表了過激的言論，被降了官職。但是，降官的文書，舍人院卻一直不肯起草，用這樣的行動，來抵制皇帝的這種做法。整整過了一年，這文書還沒頒布下來。后來，牟子才管理舍人院，覺得這樣一直拖著不寫不是那么回事，所以，就把降官的文書寫了。
但是，他卻沒有斥責李伯玉的過錯，相反，在文書中，妙筆生花地對李伯玉進行了一番贊美，歌功頌德一番，嫣然將“解聘書”寫成了表揚信。宋理宗看到后，不太高興，便讓牟子才修改一下，就連宰相也過來說情，讓牟子才給皇帝一個面子，改一下了事。
結果，牟子才卻堅決不聽，還說：腕都可以斷，但是，詞一個字也不能改。丞相要是想改的話，可以自己改。像這樣的士大夫，在現代的電視劇中估計也就只能活兩集，而事實上，這種火爆脾氣的士大夫，在宋代有，卻是極為少見的。
宋神宗時期，有一個名叫王珪的，擅長阿諛奉承，諂媚拍馬。在皇帝上殿、退朝、領旨的時候，都會高呼“領旨”，所以，人送外號“三旨相公”。這樣迎合皇帝的士大夫，在宋代可以說是“最窩囊”的了，但是，跟清朝的“宰相”們相比，還是差了一大截。因為，在清朝的時候，有個大學士曹振鏞，奉行的為官之道是“多磕頭少說話”，真是讓人唾棄。
但是，即使被叫做“三旨相公”，依舊也有脾氣。
王珪曾經向宋神宗三次推薦張璪，卻都沒有被錄用。因此，王珪就向皇帝提出辭職，說：“我身為宰相，給皇帝三次舉賢都不被采用，是我當宰相的不稱職，所以，我就不干了，辭職吧。”
宰相在古代那是何等的官職？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位置，作為百官之首，他的權力得不到皇帝的尊重，便用辭職作為要挾，這也不難看出他作為一個士大夫的氣性。
中國官員們的這種“氣性”在清朝時期，早遭到了嚴重的摧殘和打壓，在歷經了“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之后，江南的官場變得異常奴化。官員們卑躬屈膝、阿諛奉承、厚禮諂媚，真是世風日下，為官的風骨蕩然無存，士子們的脊梁也越來越彎。一直到了清朝的末期，士人們的這種氣性才稍有抬頭，略有恢復。
【《東都事略·卷四·本紀》、《王文恭公珪神道碑》、《宋史·卷三百一十二·列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