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 胡適、徐志摩、林徽因、蔣百里等人，將家庭聚會的文藝沙龍正式改為“新月社”。若干年后，“新月社”成為了五四以來，中國最大的、最有影響力的文藝社團。“新月”是徐志摩依據泰戈爾《新月集》而起，在1928年 3月10日，由徐志摩主編的《新月》創刊號發表文章，談及“新月的意義”：

"我們舍不得新月這個名字，因為它雖則不是一個怎樣強有力的象征，但它那纖弱的一彎分明，暗示著、懷抱著未來的圓滿。我們不敢贊許傷感與熱狂，因為我們相信感情不經理性的清濾，是一注惡濁的亂泉。我們不崇拜任何的偏激，因為我們相信社會的紀綱是靠著積極的情感來維系的，在一個常態社會的天秤上，情愛的分量一定超過仇恨的分量，互助的精神一定超過互害與互殺的動機。我們不能歸附功利，因為我們不信任價格可以混淆價值，物質可以替代精神，在這一切商業化、惡濁化的急坡上，我們要留住我們傾顛的腳步。純正的思想是活潑的、新鮮的血球，它的力量可以抵抗、可以克勝、可以消滅一切致病的霉菌。你只須撥開一些污潦，就可以發見它還是在那里汩汩的溢出，在可愛的泉眼里，一顆顆珍珠似的急溜著。這正是我們工作的機會，爬梳這壅塞，糞除這穢濁，浚理這淤積，消滅這腐化，開深這潴水的池譚，解放這江湖的來源。信心，忍耐。要從惡濁的底里解放圣潔的泉源，要從時代的破爛里規復人生的尊嚴——這是我們的志愿。"

徐志摩不是政治家，然而，在他的言語之中，透露著對社會的關切、對國家未來的擔憂，以及對自由的追求和人權的思考。也正是在1928年前后，“新月社”從早期只言談文學、繪畫、戲劇的文藝團體，逐漸演變成爭辯政治走向、批判社會丑惡的思想陣地。“新月社”的諸多成員們，都在為中國、為民族、為每個人在黑暗的時代中，尋找著出路。

若為國人爭取自由，則必先有為己爭取自由之心，徐志摩很早便有所覺悟。1923年，梁啟超寫長信懇切地勸導徐志摩：“萬不可以他人之痛苦，易自己之快樂；弟之此舉其于弟將來之快樂能得與否，始茫如捕風，然先已予多數人以無量之苦痛。”而徐志摩不承認他是把他人的苦痛來換自己的快樂，他回信說：

“我之甘冒世之不韙，竭全力以斗者，非特求免兇慘之苦痛，實求良心之安頓，求人格之確立，求靈魂之救度耳。人誰不求庸德？人誰不安現成？人誰不畏艱險？然且有突圍而出者，夫豈得已而然哉？我將于茫茫人海之中訪我唯一靈魂之伴侶。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嗟夫吾師！我嘗奮我靈魂之精髓，以凝成一理想之明珠，涵之以熱滿之心血，明照我深奧之靈府。而庸俗忌之嫉之，輒欲麻木其靈魂，搗碎其理想，殺滅其希望，污毀其純潔！我之不流入墮落，流入庸懦，流入卑污，其幾亦微矣！”

1925年，中國正處于第一次國共合作的蜜月期，國共兩黨大量接受了蘇俄的資助，并開始在蘇聯顧問的指導下，致力于完成嫁接給中國的革命任務——"反帝反封建"。在革命的號召下，很多人開始把推翻滿清的共和政府稱為"北洋軍閥政府"，還像鸚鵡學舌一樣，學會了高喊"打倒封建勢力"、"打倒帝國主義"的新口號。與此同時，中國文化的發展方向也發生了轉變：由向歐美學習轉向蘇俄學習；由"民主與自由的西化"轉向"集權主義的蘇化"。在這個背景下，蘇俄成了中國知識分子向往的圣地，紛紛前去朝圣。而徐志摩則是在此年3月去歐洲游歷，第一站便選擇了蘇俄。

徐志摩寫于1925年的《歐游漫錄》，是對途經蘇聯時所見所聞的記錄和感想。他從滿州里上車，經西伯利亞，在莫斯科逗留三天。除了觀察、聊天、看戲，徐志摩還探望了托爾斯泰的女兒，接觸了一些知識分子，拜謁了列寧陵墓與契訶夫墓園。徐志摩在書中寫道：

"入境愈深，當地人民的苦況益發明顯。今天我在赤塔站上留心地看，襤褸的小孩子，從三四歲到五六歲，在站上問客人討錢，并且也不是客氣地討法，似乎他們的手伸了出來，決不肯空了回去的。不但在月臺上，連站上的飯館里都有，無數成年的男女，也不知做什么來的，全靠著我們吃飯處有木欄，斜著他們呆頓的不移動的眼注視著你蒸汽的熱湯或是你肘子邊長條的面包。他們的樣子并不惡，也不兇，可是晦塞而且陰沉，看見他們的面貌你不由得不疑問這里的人民知不知道什么是自然的喜悅的笑容。"

"在一個車站下車，天已經黑了，車站上照明的卻是幾只貼在壁上的油燈。昏暗的候車室里是滿屋子黑黝黝的人群，"那情景我再也忘不了，尤其是那氣味！悲憫心禁止我盡情的描寫；丹德假如到此地來過，他的地獄里一定另添一番色彩！"

終于到了莫斯科，這是徐志摩初到科里姆林宮時的感受：這里沒有光榮的古跡，有的是血污的近跡；這里沒有繁華的幻景，有的是斑駁的寺院；這里沒有和暖的陽光，有的是泥濘的市街；這里沒有人道的喜色，有的是偉大的恐怖和黑暗、慘酷、虛無的暗示。暗森森的雀山，你站著，半凍的莫斯科河，你流著；在前途二十世紀的漫游中，莫斯科，是領路的南針，在未來文明變化的經程中，莫斯科是時代的象征。古羅馬的牌坊是在殘闕的簡頁中，是在破碎的亂石間；未來莫斯科的牌坊是在文明的骸骨間，是在人類鮮艷的血肉間。莫斯科，集中你那偉大的、破壞的天才，一手拿著火種，一手拿著殺人的刀，趁早完成你的工作，好叫千百年后奴性的人類的子孫，多多的來，不斷的來，像他們現在去羅馬一樣，到這暗森森的雀山的邊沿，朝拜你的牌坊，紀念你的勞工，謳歌你的不朽！

"我碰著一位大學教授，他的襯衣大概就是他的寢衣，他的外套，像是一個癩毛黑狗皮統，大概就是他的被窩，頭發是一團茅草，再也看不出曾經爬梳過的痕跡"。徐志摩還拜訪了另一位教授："我打門進去的時候他躲在他的類似“行軍床”上看書或編講義，他見有客人連忙跳了起來，他只是穿著一件毛絨衫，肘子胸部都快爛了，滿頭的亂發，一臉斑駁的胡須。他的房間像一條絲瓜，長方的，家具有一張小木桌，一張椅子，墻壁上幾個掛衣服的鉤子，他自己的床是頂著窗的，斜對面另一張床，那是他哥哥或弟弟的，墻角里有一只酒精爐，在那里出氣，大約是他的飯菜。"

俄羅斯悠久的文化已被摧毀，但徐志摩知道，自己到莫斯科"不是為看舊文化來的"。那么，莫斯科的新景觀如何呢？徐志摩首先看到的仍然是貧窮和蕭條：大街兩旁古老的店鋪大多倒閉，漂亮的店鋪已經匿跡，最多也最熱鬧的是食品店，是政府開的，物資卻奇缺而且昂貴。俄羅斯人曾有的貴族氣徹底不見了，街上走過一群群男人，卻見不到一件白色的襯衣，更不用說禮服和鮮艷的領結。

徐志摩拜訪了托爾斯泰的女兒，她居然有兩間屋子，還說(托爾斯泰的書)差不多買不著了，不但托爾斯泰的，就連屠格涅夫、陀斯妥夫斯基等作者的書都快滅跡了。徐志摩問她現在莫斯科還有甚么重要文學家，她說全跑了，剩下的全是不相干的。”

徐志摩對蘇聯社會現象的描寫，并不是“帶著有色眼鏡”或“敵視蘇聯”，而是客觀的，與羅曼·羅蘭對蘇聯二三十年代社會狀態的描寫，是相一致的。徐志摩和蔣介石一樣，懷憧憬而去，抱失望而歸。只是蔣介石還發現了一個可怕的現象，即蘇聯試圖吞并中國使其納入蘇聯版圖的野心。所以，第一次“國共合作”是孫中山出于對“蘇維埃模式”的憧憬堅決主導推進的，而對蔣介石而言，合作只是為了換取蘇聯的援助，其內心想讓中國走蘇聯社會主義道路的理想，其實早已在訪問蘇聯時破滅。

第一次國共合作的破裂，不僅是國共關乎國家政權的黨爭，也是中國知識分子對中國未來走向出現的嚴重分歧，“新月社”與左翼作家開啟了長達數年的“論戰”，許多新月社的知識分子不僅反對無產階級革命，還公開支持蔣介石和汪精衛的剿共方針。也因此，在解放后“新月社”成員被列為走資派、反革命集團，諸多知識分子慘遭迫害，大量文學著作被查封焚毀。徐志摩的作品也曾幾近滅絕，在改革開放后，通過臺灣保留的版本重新裝訂，才得以回歸人們的視野。

徐志摩一貫操守人類自由主義中自我主權意志的特性，這是叔本華“生命意志”與尼采“權力意志”的有效結合，從不盲目崇拜、跟風思想認知的潮流，始終堅持著細微觀察、深入思考這種作為獨立知識分子的意識。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知識社會對當時蘇聯的看法，其實是一種考量，它考量著每一個關注中國命運的知識人的觀念與眼界。

那個年代，彌布著一種激越的“向左轉”的氛圍，因而知識分子對蘇聯的認同，在當時不僅是多數，也是主流。某種意義上，它決定了未來中國的走向。但，例外也是有的，比如被人僅僅視為詩人的徐志摩，就是一個較為清醒的例外。

那時，有過這樣一幅英國漫畫，是諷刺蘇聯的。畫幅上“畫著用紙版剪成的工廠、學校、育兒院等等，豎在道路兩邊，使參觀者坐著摩托車，從中間駛過”。此畫的諷刺意味很明顯，這一切都是虛假的、偽裝的。但看過此畫的魯迅不這樣看，相反他在文章中認為該畫是“無恥的欺騙”。過后，魯迅專門作文“我們不再受騙了”，批評英語世界對蘇聯的攻擊和造謠，不但為斯大林時代的蘇聯辯護，同時也表明了自己的價值立場和眼光。

但如果把這幅畫放在徐志摩面前，他的態度會如何？事實已無可能，魯迅作文的1932年，徐志摩已經魂歸天府。然而，這個問題如果依然提出，答案也不難索解。可以肯定，徐志摩不會認為這幅畫是欺騙。

1920年秋徐志摩到英國，結識了英國著名作家、社會活動家韋爾斯。當年韋爾斯曾往蘇俄游歷，歸來后用游記記寫見聞。徐志摩讀后，特意為之評論道:“蘇俄之招待外國名人，往往事前預備，暴長掩短，類如此也。”

羅素也曾是個基爾特社會主義者，出于對蘇俄價值理念的認同，1920年，他隨同英國工人黨代表團去蘇聯考察。但社會主義的現實是殘酷的，羅素不但沒有接受其洗禮，反而把對蘇聯的看法寫成了批評性的《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理論和實踐》。徐志摩不但讀過此書，同樣，也為它寫過評論。其中，羅素的看法在徐志摩筆下得到了呈現，徐志摩介紹羅素所以拒絕蘇聯，一是以布爾什維克的方法達到共產主義，人類要付出的代價過于巨大；另一是即使付出如此代價，它所要達到的結果是否一蹴而就，也無法讓人相信。就后者言，布爾什維克的理想乃是一個烏托邦。但，為了實現它，需要采用慘烈的暴力，這為羅素所懼怕。羅素是個改良主義者，他無法不反對蘇俄那種流血的激進。在他看來，人類救渡的辦法只能是漸進的“以和平致和平”。一旦革命，暴烈只能產生暴烈。

徐志摩這樣評價蘇聯：“他們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實現的，但在現實與那天堂中間隔著一座血海，人類得渡過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們決定先實現那血海。”

1921年徐志摩發表這兩篇事涉蘇俄的評論時，年輕得才24歲。魯迅是遠在30歲后轉信社會主義的，1932年他在受騙中寫《我們不再受騙了》時，已年邁五十，是晚景了，而已然被宣傳所忽悠。足見偏執的魯迅眼界與徐志摩眼界，有天壤之別。（魯迅相信蘇維埃模式，也與他的同居學生是黨員有關）

徐志摩寫下《列寧忌日——談革命》，發表在1926年1月21日的《晨報副刊》上。這篇文章中，徐志摩全面闡述了他對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看法，他說：“我是一個不可教訓的個人主義者。”基于個人主義的信仰，他不相信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

不難看出，徐志摩的關于自我主權意志的人性論，是其理論關鍵所在。他否認階級，強調人性，他認為的社會的最佳狀態是“真實的人的生活”——“各個人實現他可能的理想人生”。他這樣一個視自由為理想，視人性為崇高的自由主義者，從來以張揚人性為己任，唾棄壓抑、專制。如果站在人類的高度，他的理想極具存在價值，但在當時那個充滿紛爭、思想混亂、黨派爭斗的復雜社會環境中，他對個性自由的追求，顯得很蒼白，很奢侈，也就很難為常人所接受。

1926年7月，胡適去往英國參加中英庚款委員會會議。中途，他繞道去了一趟蘇聯，參觀了監獄、博物館。與徐志摩接觸蘇聯后的感想不同，胡適認為：蘇聯人是理想主義的政治家，他們正在做一個空前偉大的政治實驗。臨離開蘇聯時，他又意外地和中共早期理論家蔡和森見了面。兩人就國內的政治問題，有所交談。蔡和森誠懇地希望胡適“出來組織政黨”，而胡適表示他是“不做政治活動的”；蔡和森希望胡適支持社會主義，而胡適表示他“不主張階級斗爭，不過可以考慮組織‘自由黨’”；蔡和森認為“自由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政治哲學”，而胡適認為“歷史自由主義傾向是漸漸擴充的，先是17、18世紀貴族階級爭自由，然后是19世紀資產階級爭自由，現在是20世紀無產階級爭自由”。隨后，兩人在交談中有所爭論。胡適承認，他幾乎快要被蔡和森說服了。“被說服”的表現，就是胡適在離蘇的火車上，真的考慮起組織一個政黨的事來了。不過，他想組織的還是一個“自由黨”，以此實現有計劃的政治，同時實行社會主義的社會政策。

隨后，胡適在報紙上公開他對蘇聯的新認識，他在給張慰慈的信中，明確表示：“我的感情與志摩不同。”他說：蘇聯“他們的理想也許有我們愛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贊同的，但他們的意志的專篤；卻是我們不能不十分頂禮佩服的。他們在此做一個空前的偉大政治新試驗；他們理想，有計劃，有絕對的信心，只此三項已足使我們愧死。”

胡適對蘇聯的態度使徐志摩大為驚訝。他在將胡適致他的信、致張慰慈的信一并發表在9月11日的《晨報副刊》上時，加了一段按語，直言不諱地批評胡適是“出于非邏輯的感情作用的態度”，認為：不能因為“崇拜俄國革命精神而立即跳到中國亦應得跟他們走路”，更“不贊成中國行共產制而至于抹煞俄國革命不可磨滅的精神與教訓”。

比較徐志摩、胡適和魯迅等二十世紀初葉關于“蘇聯模式”的精英大討論時的觀點，歷史和人類文明發展史早已裁判了三人眼界的高下優劣：徐志摩洞若觀火，明察秋毫。胡適知錯能改，最終拋棄“蘇聯集權模式”，傾慕美國。唯有偏執的魯迅，至死仍然對其青睞有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