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王 敏

新疆大學新疆文化發展研究中心主任、中文系教授，中國現代文學館特邀研究員，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先后在《文學評論》《當代作家評論》《文藝爭鳴》等學術期刊發表論文50 余篇；出版有《靜默與孤獨》《與101 位女作家的私人約會》《巴扎志》等著作10 余部；曾獲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哲學社會科學第九屆、第十屆、第十一屆優秀成果獎。

文學表述中的城市、城里人

與城市生活方 式

王 敏

文學作品中的城市表述涉及到文學表述對城市經驗、城里人形象與人際關系、城里人的生活方式等，城市是現代化的產物，所有城市化的文學敘述都與文學的現代性緊密相關，而城市現代化最為顯赫的特征便是重新處理人與土地的關系以及在新的人地關系中建立起來的人際關系與生活方式。在這個文學建構的過程中，世界不再以鄉土社會的道德秩序建立，個人價值的實現與否更多與賺錢多少、生活質量的改善掛鉤，而非純粹與道德水準高低相連。《陳奐生進城記》中那個突然之間擺在陳奐生眼前的“消費”內容以及突如其來的消費訴求，似乎是一個當代中國鄉土文學向城市文學過渡的隱喻。從肯定現代化發展的角度而言，認定居民的幸福指數與城市現代化程度成正比成為一個必然的結論。于是，我們看到了“讓村里人過上城里人生活”的邏輯出現在諸多文學作品之中，圍繞著城里人身份之于鄉里人身份的誘惑為主題的人物設定也鮮明地出現在中國東西部文學人物形象的布局之中，東部發達省份的文學作品中，城市精英的人物形象遠遠多過西部文學作品中的，這似乎也是當代中國地域文學創作的一幅現實圖景。

然而，誠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那樣，一方面，城市化進程在文學表述中的反饋也并非總是“絕對正確”，“雖然‘現代化’也給城市帶來了較寬闊平整的街道、新的設施、相對文明的城市面貌以及跟隨時代的娛樂形式，但這一切是以民眾逐漸失去代代相傳的、相對穩定的傳統和生活方式為代價的”，對大多數受制于城市生活中現實處境的普通讀者而言，作品中所投射的城市階層中的底層民眾往往是失去了一個舊世界，卻也未能收獲一個新世界。另一方面，經濟的高速發展，財物的飛速積累，致使城市變得越來越趨向于物質主義，這使得文學表述中開始出現針對城市化的反思甚或是“敵意”，有關城市景觀、市民身份、市民人際關系以及市民生活方式的重新思考。

城 市

城市中的人以及風物如何構成作家敘事的對象？在中國當代城鎮發展過程中，城市空間如何作為公共空間被文學表述？街頭巷尾、市列、坊間等城市空間形態在文學表述中是怎樣的面向？從現代文學開始，城市在文學敘述中便被作為一種容納物質上更好的生活空間而具有極強的魅力，如“新的家”、各種現代的設備、便利的交通工具、流動的人群、富有閑余時間的旅游、比鄉村更豐富的人際關系等。中國海派文學在通過文學表述現代城市空間方面具有其他城市文學不可替代的傳統。對此，陳思和先生有系統而深入的見解，他認為“自《海上花列傳》以來，海派文學出現了兩種傳統：一種以繁華與糜爛同體的文化模式描述出極為復雜的都市文化的現代性圖像，姑且稱其為突出現代性的傳統；另一種以左翼文化立場揭示出現代都市文化的階級分野及其人道主義的批判，姑且稱其為突出批判性的傳統。三十年代的文學史是兩種海派文學傳統同時得到充分發展的年代，前者的代表作品有劉吶鷗、穆時英、施蟄存等“新感覺派”作家的作品；后者的代表作品有茅盾的《子夜》”。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中對城市的處理往往將其放在與鄉土世界、傳統文化的對立面加以審視，而在世界文學視野之中，不同的文學流派處理城市的經驗又有不同：自然主義文學作品中的城市具有物質局限性，主人公往往屈從于這種物質局限性，比如左拉的文學作品中人物對待城市的態度便是如此；啟蒙主義文學作品中的城市往往被描述成一種加在自然之上的規范性，需要作品中的人物更好地去掌握這種規范性；浪漫主義文學作品則往往會反思被城市規范性所壓抑的東西，特別是被壓抑的人性，在浪漫主義作家筆下，城市往往與具有神話感的構想結合在一起；現代主義文學作品中的城市具有符號性并更多指向一種主觀感受，在現代主義作家筆下，城市的意義變得隱晦，城市生活更多被限制在地鐵、飛機場、電車軌道等交通樞紐系統之中，并逐漸從普遍的共享現實走向一種私人的現實。無獨有偶，陳培浩則對中國當代城市文學中對城市的處理經驗總結為“形式城市書寫”“立心式城市書寫”“批判式城市書寫”和“象征式城市書寫”，認為它們既是“城市文學”最重要的寫作傳統，又是“新城市”寫作必須予以辨認和區分的寫作譜系。

可以肯定的是，城市作為工業化的必然物質性產物，在某種意義上，與人的精神相距甚遠，大多城市文學只是將城市作為背景進行書寫，面對城市精神缺少認知，一如朱文穎在《“城市”在哪里?———我對城市文學的理解》一文中所分析的，“城市是物質的，是堅固的土地與虛渺未來之間的中間站……在這樣的城市故事里，我們能看到無數令人眼花繚亂的生活敘事，場面是好看的，但是——精神層面的敘事在哪里？ 人物的意志在哪里？人物精神的行動、選擇如何體現？”

城里人

從人類發展史來看，工業化驅動下的城市化進程所需維持的高效率秩序，必然是要以犧牲一些傳統的人文價值為代價。上世紀九十年代有一部電視劇《外來妹》，講述的是從趙家坳的小山村走出來的打工妹趙小云，在廣東打拼，最終如何成長為一名城鎮企業負責人的故事，作為改革開放最前哨的省份，在面向大眾吸引鄉里人轉變為城里人的故事敘事中極具代表性，收視影響一度轟動全國。然而，一如“娜拉離家出走后怎樣”的命題一樣，電視劇中“王小云”的情感歸宿也成了大眾關注的焦點，巨大的個體階層身份的躍遷與個人情感命運不如意間可以預想到的反差無疑成了新晉“城里人”個體焦慮的“標配”。相當長一段時間，城市文學或曰城市文藝作品中的主要人群構成，都是由作為“外來者”的“闖入者”所構成，這也是社會轉型期間，群體分化必然的結果，他們作為最先適應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夾縫生活的群體，誠如曹丙燕在《1990 年代以來城市文學中的闖入者形象及其敘事倫理》中所說，“……在理性和行為選擇上追隨以商業文化和消費文化為表征的現代城市文明，而在心理和情感上又難以與之契合，這也是文化轉型時期必然經歷的心靈陣痛”。

事實上，今天我們認為一個典型的城里人便是不生產自己食物的人，他獲取食物的途徑只有通過貨幣交易，而一個鄉里人可以從土地、林地和濕地中生產自己的食物。在通常情況下，城里人與鄉里人之間不會有任何矛盾，理想狀態是一種共生關系，城里人需要鄉里人提供農業物資，鄉里人需要城里人提供工業物資。但是，當城市日漸擴張，侵占了農牧業所需的土地，城里人與鄉里人的矛盾便產生了。鄉里人認為城里人拜金、虛榮、冷漠、物質至上；城里人認為鄉里人保守、愚昧、輕信、靠天吃飯。當鄉里人經歷了城市生活，城里人返歸鄉里生活，種種摩擦失衡，彷徨迷茫便自然而生了。所以，從社會發展的時間線性邏輯來看，城里人和鄉里人在一個人身上也可以看作是一個時態問題。在范小青的小說《城鄉簡史》中，范小青通過設計一個“道具”賬本，讓鄉里人“王才”得以窺視到城里人“自清”的日常生活以及迥異于自己的個體感受，那賬本上對他而言如“天書”一般的“香薰精油”等諸多他不知曉卻花銷勝過他一年收入的、過于豐富的物質細節前所未有地吸引他，這個賬本成為鄉里人“王才”掌握了如何成為“城里人”的間接經驗。

一般而言，城市文學涉及對以下四類具有代表性的城里人的描述，一類是來城里讀書的知識青年，如剛畢業的大學生、藝術家等；一類是進城的農村與小城鎮青年；一類是城里閑逛的人；一類是來城里的生意人、淘金客……可以說，這些人群構成了文學作品中城里人群的基本成分，他們對城市的歸屬感決定著他們對城市的態度。城市的人群活動大多遵循商業活動的原則而非像鄉土社會中遵循與土地相關的活動。因此，對城市歸屬感的建立，無論個體愿意與否，都一定程度上要受到商業利益的驅使，理想化的城市形態與理想的城市人群人格的建立似乎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對它的價值追求是不是要以所謂“最后一個農民”“最后一個知識分子”的價值失落作為代價？賈平凹的《秦腔》、李洱的《應物兄》等作品中所反映的人物命運或多或少都與城里人的人格建立的理想緊密相關。

城里生活

今天社會的主要問題似乎都與城市化過程中個體處理不好城市經驗相關：移民與民族問題、犯罪與群毆問題、社會分層問題、公共住房問題、醫療與就業問題、失業與社會福利問題、康養問題、交通問題等等，也因此，許多文藝作品的創作中不得不涉及對待城市生活的態度。城里的生活在作家筆下既是誘惑的飛地又是陷阱之域，作為誘惑的城市之地，對那些進城來實現更高自我的人格構想提供了平臺；作為陷阱的城市，又由于城市化的種種運作使得在城里生活的人群不得不付出形形色色的代價。面對城市的誘惑與預設的陷阱，大多數作家筆下的城里人對待城里生活的態度不外乎有二：一種忍耐屈就，一種奮起反抗，然而，無論屈就或是反抗，城市生活更像是一個大型超商，它只提供欲望或者欲望的投射物，卻絕不會滿足那種欲望，這是城市生活優化發展的內部規律。

城市生活在城市文學的表述中可以被概括為四種特點：其一是凸顯城市特點、勾勒城市風貌；其二是呈現城市空間景觀；其三是體現城里人的人際關系；其四則是表現城里人的生活方式。幾乎每一部城市文學作品中的主人公來到城市生活時，都要選擇體現這個城市特性的交通工具，交通工具的便捷是城市生活方式便捷性的主要體現，這使得城市生活更具有機械性，而城市里內容多樣卻功能趨于一致的街道、超級商場、車站、地鐵站、廣場、公園、電影院、咖啡廳、摩天大廈等空間都在不同程度地向主人公提供物質刺激。城市的機械性、物質性決定并支配著人物的行為模式。從施蟄存到張愛玲到王安憶的小說中，城市生活都在向主人公提供一個有待成形并符合城市人身份的自我召喚結構，在這個以“理想”生活方式作為召喚結構的設計中，有的人充滿活力，有的人精疲力竭。

在世界文學的視野中，城市生活方式誕生于商業利益的主題顯得更加主流，那些帶著美好愿望進城生活的蓋茨比、嘉莉妹妹、愛瑪、于連們，每一個努力追求實現“更高”質量生活的“未來的我”的背后，都有一個不斷被放棄或者異化的“過去的我”，如何面對現實日常生活中個體的“不完美”呢？改變生活方式就能改變身份屬性上的不完美狀態嗎？這涉及到自我的呈現是否需要表演性的呈現，這樣，我們就能理解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上海寶貝》為代表的“身體寫作”何以流行？在這種寫作中，身體展演的欲望、性別意識在城市文學中得以蘇醒，并與城市生活方式內含的消費性特征具有一定的同構性，這種同構性會產生一種迷惑性，城市生活方式因此被簡單解讀為一種“適合”過度追求娛樂化的生活方式，擁有這種生活方式的群體不再是更具有先鋒性和革命性的群體，而是被簡化為一群為了消費而消費、為了娛樂而娛樂的“精致的利己主義者”，這使得城市生活方式失去了它最先比鄉村生活方式優越、理想的感召力。

結 語

從中國文學史的角度講，由于中國社會的城市化進程是一個較為緩慢并仍在進行之中的歷史過程，并由于它在現實生活中更集中體現為上海、北京等一線城市，這使得文學中的城市表述也更多集中于以“海派文學”“京派文學”為代表的上海和北京作家筆下。城市文學處理都市空間主題的經驗，又尤以上海作家更具有代表性。作為中國現代化開始最前沿的城市，上海文學率先將根植于現代都市的西方現代派文學手法移植到國內來，較早地審美發現了現代城市中的文學性，并以“新感覺派”的系列文學創作，開創了中國文學中“城市文學”的書寫經驗，同時也代表著城市征服鄉村最成功的“宣傳經驗”，時代在他們的筆下變得富有形式感，并足以引領一種中國新生活的配方。

然而，城市文學在中國當下的命運一如它在全世界遭遇的命運一樣，一方面，由于其不能概括人類全部的生活經驗并在高速工業化的過程中日益失去其革命性和先鋒性的一面使其價值失落；另一方面，城市文明或許自詡為鄉村文明、荒野文明的高級形態，但由于鄉村、荒野并不能完全被城市所取代，也使得城市文學的通約性大打折扣。

因此，這兩年也有不少論者提出，對城市文學的評價不應總以城市精英的標準為標準，也更應該采取一種城市之外的視角觀察城市文學的書寫，或許能夠給我們評價城市文學提供另外的發聲位置。李雪就在《城市的鄉愁——談雙雪濤的沈陽故事兼及一種城市文學》一文中說，“那些貌似被時代淘汰的城市依然具有自身獨特的品質，它們可以豐富我們的城市體驗，使我們獲得書寫城市的其他可能性。或許城市文學不止面對當下，城市文學也包括我們對城市過往的追憶，從而使城與人不僅具有在場感，亦可獲得歷史感。第二，城市中那些被遺忘的群體，尤其那些與城市一起進化而來的群體，即使在當下處于邊緣位置，依然是城市的重要組成。如果他們自己不能夠發聲，文學應當使他們被理解。”

我以為，隨著時代和文化的變化，城市、超級城市乃至“世界級城市”的定義和邊界也在發生變化，這使得書寫城市的文學要素也需要被重新概念化，當城市隨著其發展功能的變化而變化，在工作種類、人口組成、階層組織上變得越來越多元時，有關城市的文學表述與評價角度也應該相應發生變化，也需注意：或許城市最先以為制服、擺脫的東西，其實一直也在從內部對抗它，文學表述應該正視這種對抗并找到表述它的文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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