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漢德克在瑞典學院發表演講

瑞典當地時間12月7日，在77歲生日當天，2019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彼得·漢德克在斯德哥爾摩的瑞典學院發表了獲獎演說，在演講中，他提及在他童年的時候，母親講的“微小事件”幾乎為他“持續一生的寫作生涯提供了沖動”。（演講最后漢德克念了一首詩，但他提交給瑞典學院的發言稿中并沒有這首詩，故此未摘錄。）

以下為演講摘錄，內容有刪減：

“玩這個游戲。不要期待一切都圍繞你。尋找挑戰。但不要追求某種特定的結果。繞開那些深藏不露的動機。不要有任何保留。要溫柔而強大。參與其中，讓勝負見鬼去吧。不要過度分析，不要算計，但是保持敏銳，對那些預兆的敏銳。保持脆弱。袒露你的目光，邀請其他人看向深處；要確保還有足夠空間，試著認出每個人的形象。如果你不為一個決定而激動，不要去做。讓你自己能夠失敗。最重要的是，給自己一些時間，長長地漫步。永遠不要忽視一棵樹或一片水會告訴你的事。在你感到被吸引的地方，轉彎，允許自己曬太陽。不要在意你的親戚，給陌生人幫助，低下身子來打量瑣事，潛入無人之地，不要傾心于命運的戲劇性，笑著把沖突變成碎片。展示你真正的色彩，直到你被證明是對的，葉子的窸窣作響變得甜美。在那些村子里游蕩。”

四十年前，在那首被題為《關于鄉村》（über die D?rfer）的詩劇里，一個女人對一個男人說出了上面這些話。

在我小時候，一旦有合適時機，一旦時機允許，我的母親就會反復向我講述村里那些人的事——村子在斯洛文尼亞語里叫Stara Vas，德語叫Altes Dorf（老村）：至少在我聽來，并非故事本身，而是那些短小的敘述，聽起來就像“獨一無二的事件”——用歌德的句子來說的話。我母親很可能和我的兄弟姐妹也描述過這些。但在我的記憶中，我永遠是她唯一的聽眾。

母親向我描述的其他事件，大多數都涉及她直系或旁系親屬，而且主要人物幾乎總是她兩個兄弟中的一個，他們都在“二戰”中“為光榮的土地而犧牲了”。讓我試著重述這些講述中的兩個片段，它們都很簡單，但是對我選擇成為作家具有決定性意義。

第一個段落講述的是我母親的弟弟，家里最小的孩子，故事發生在兩次戰爭之間，應該是1936年。那是秋天的一個晚上，破曉前不久，漢斯，或者用村里的斯洛文尼亞語說是Janez或Hanzej，已經離家一個月了。他入學男生寄宿學校Marianum，準備學習成為神職人員。那學校在西邊四十公里的地方，就在Klagenfurt/Celovec，就在克恩滕州的首府。那農場被深沉的寂靜籠罩，還有很久才會傳來第一聲公雞報曉的啼叫。而這時，不知從哪里，傳來院子里掃地的聲響。這個在打掃、確實在打掃，而且將要繼續打掃院子的人，就是這家里的小兒子，他差不多還是個孩子。令他半夜從城里一路回到鄉下的，就是思鄉的心情，是斯洛文尼亞語所說的domoto?je（沒有定冠詞）。順帶要說一句，他是個優秀的學生，很喜歡學習，但是剛入夜不久，他就從學校一樓窗戶爬了出來，沿著那時還沒鋪上瀝青的公路，一口氣走回了家。但是他并沒有進屋——盡管門從來不鎖——而是拿起了掃帚，開始掃起了院子。在我母親的講述中，那天是“一個星期六”，星期天的前一天，而“星期六的慣例是，必須打掃院子”。他掃啊掃啊，直到天已經漸漸亮了，家里有個人——在我想象中應該不是他的父母而是他的姐姐——讓他進了屋。他后來再也沒回到男子教會學校。他去了鄰近的村子，做了學徒，學做木工，或者做櫥柜。這個事件，經過一個自然的變形過程，可以說從我寫作一開始，就在我的書里一再地自動浮現——我在敘事上的遠行，一個人的征程。

而第二個事件，沒有經歷過變形，但是如果上帝或者命運，或者別的什么，需要它這樣，那么也許就會被我寫進書里。就像我題為《重現》（Die Wiederholung）的那本，《第二次重現》。

《重現》中譯本名為《去往第九王國》，韓瑞祥譯，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在1943年八月底或者九月初，我母親的哥哥，家里最年長的兒子，從蘇聯前線的克里米亞回來休假幾個星期。當他下了長途汽車，就碰見了那個地區負責傳送戰場壞消息的人。這個人正要去村里，為我家人帶去消息，說小兒子在凍原上“為祖國英勇犧牲了”。這位傳報使者出乎意料地遇見了家族里的一員，于是他覺得自己不必親自去了。他直接把通知單交給了這位休假士兵。然后，這一幕發生了：格里高爾回到了家，一陣歡笑迎接了他——我母親年輕時非常善于表達喜悅——關于弟弟，那位在信里自稱“凍原男孩”的死，格里高爾在整個休假期間都沒對家里人提一個字。據母親說，在平時一直是“真正的戀家小孩”的格里高爾在休假時始終躲避著家宅，父母，姐妹，甚至他的村子Stara Vas，他選擇日夜游蕩，有時甚至徹夜不歸，混跡于附近的村子——Encelna Vas, Lipa, Ruda, Globasnica, Diek?e, Rinkolah和Krcanje——在那些地方，在熟人或者徹底陌生的人面前，他雙眼“都哭瞎了”。“雙眼”哭瞎了——那獨眼士兵嗎？哎！“他一直哭個不停。他一定一直在哭，從未停下。”直到最后一天，當他要走到車站去坐車，返回戰場，他才把陣亡通知單交給了妹妹，唯一一個他允許給他送行的人。幾個星期后，他也“被埋葬在異鄉的泥土里，愿它輕輕將他覆蓋”，陣亡通知上是這么寫的，后來村子里墓地紀念碑上也刻上了這段話。

如果說我母親描述的這些微小事件為我幾乎持續一生的寫作生涯提供了沖動，那么，是藝術作品給了我必不可少的形式、節奏，或者，更嚴謹地說，是為那種沖動的表達提供了振動和光彩。我想到的不只是書，也有繪畫、電影（最重要的是約翰·福特的西部片和小津安二郎的“東方片”），還有歌曲（比如說約翰尼·卡什和萊昂納德·科恩的歌）。然而最初的振動和光彩，并不來自藝術；在我還是孩子時，那讓我從頭到腳地感到驚惶、震悚的，是斯洛文尼亞—斯拉夫的祈禱，我一次次在我出生地Stara Vas附近教堂的羅馬式拱門下面聽到它們。那些既單調又充滿旋律的禱告向天空飛升而去，仍然令已經七十七歲的我感動、驚奇。它們撥動了我寫作之路上的琴弦，向我哼鳴天堂般的音階和華彩樂段。

幾年前，感謝亨利克·易卜生，我去了挪威。但現在，在我結束演講之前，我要談的不是劇作家，也不是他的——還有我們的——《培爾·金特》，而是另外兩個挪威事件，雖然微小，但也獨特。我有幸和五六個保鏢共度一個下午和一個晚上，第一件事就有關其中的一位。當時是深夜，我們坐在奧斯陸海濱一家安靜的酒吧里。那個男人朗誦了他手機里存著的幾首詩，先是用挪威語，然后是英語朗誦，那些都是情詩，非常細膩的那種。在隨后某一天晚上，我終于是一個人在空蕩蕩的奧斯陸街道上閑逛（或者說是克里斯蒂安尼亞，克努特·漢姆生《饑餓》里稱呼這個首都就用這個名字），我看到一家書店燈光照亮的櫥窗前有個男人的身影。當我站在他身旁，他轉過身來，同時指了指玻璃窗后面的一本書。

“看，那是我第一本書！”他說，“今天出版的！第一天！”這個人很年輕，幾乎還是個孩子，或者能夠為“青年”這個詞提供教科書般的樣本。他很快樂——只有孩子會那樣快樂。他散發的快樂，這個寫作者，這個創造者，仍然能夠溫暖我。希望這溫暖永不冷卻！

所以，讓我此時對兩位先生表達問候，在奧斯陸海濱念詩的那個男人和書店櫥窗前的年輕人，現在在我們的西邊或者，不管他們在哪兒。也許我應該感到遺憾，我沒能背誦那位保鏢的一首情詩；那個晚上，我的確記錄了一些詩句，但是后來把那張紙條弄丟了。但是，為了代替那首遺失的詩，現在我想念另一首詩，它屬于靈魂保鏢。

《彼得·漢德克作品集》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年11月

（本文由世紀文景授權發布，譯 / 李琬，編 / 俎燚楠，審 / 任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