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東亞、東南亞、南亞、西南亞乃至非洲東海岸，到處都有宋朝商人和水手的足跡。中國商人同海外國家的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受到所到國家人民信賴和歡迎。在菲律賓群島的麻逸(今民都洛島)附近的其他島嶼，中國商船一到，只要敲起鼓，當地商販就爭著駕駛小舟，用吉貝、黃蠟、番布等土特產與中國商人交易。因為中國商人為這些島嶼的居民帶去了他們所需要的用品，所以，有的島嶼的居民每年都盼望“唐舶”(中國商船)的到來。
在印度尼西亞群島，中國商人更是受到熱烈歡迎。阇婆國人只要見到中國商人，就像貴賓那招待住宿，提供韋潔的飲食。渤泥國人更對“唐人”(中國商人)特別敬重，總是以豐盛的酒宴招待，如果中國商人喝醉了，渤泥國人就會扶他們回到住處安歌。在友好部邦高麗，中國商人更是被作為上賓款待。
一、“住蕃”的中國商人
從事海上貿易活動的中國海商，因航程遙遠，有許多人當年無法返回，居留海外，稱為“住蕃”。有的商人和水手在海外長期定居，同當地人民通婚，就成為早期的華僑。
在宋代，日本、高麗及交趾等國家，都有中國的僑民。北宋時，日本僧人成尋來華，所乘海船上的梢工林皋吉，就是一個旅居日本的華僑的兒子。許多華僑因為有某種才能，受到居國政府的重視。例如，北宋末年，高麗國王城有華人數百，都是福建人經商到那里居留的。高麗王在這些華人中暗中測驗其才能，對有才能的華人則用高官厚祿挽留，有的人就因此終生留在高麗。
1972年，在文萊發現一塊漢字石刻墓碑，上刻“有宋泉州判院蒲公之墓＂十個大字，旁刻“景定甲子男應甲立”幾個小字。景定是南宋理宗最后一個年號，景定甲子年是公元1264年。這個在南宋末年埋葬在渤泥(文萊)土地上的“蒲公”，顯然是一個曾為南宋官員，后從事海外貿易并僑居渤泥的南宋僑民。
二、“住唐”的外國“蕃客”
海外國家和地區的客商因來華貿易而居留在中國，在宋代稱為“住唐”。宋代的廣州、泉州、杭州等對外貿易港口，都有從海外各國來的“蕃客”在那里居留。還有許多“蕃客”數代在中國居住，他們在中國生育的后代被稱為“土生蕃客。宋朝政府曾根據“蕃客”數代居留中國的情況，就到中國居住已經五世的“蕃客”的財產繼承權問題，作了專門的規定。
“蕃客”在中國沿海港口城市居住，都相對集中在一個區域。廣州的“蕃客”主要居住在城南濱海地區，也有些大蕃客居住在城中。泉州的“蕃客”雖然與當地居民雜處，但也相對集中在城南一帶。杭州的“蕃客”則聚居在城東的薦橋一帶。廣州蕃客聚居的地區稱為“蕃坊”，也被稱為“蕃巷”。“蕃坊”設有蕃長，由宋朝政府挑選蕃客中有聲望的人充任，并授予官銜，其職責是協助廣州地方官管理居留廣州的蕃客，幫助宋朝的市舶司招邀蕃商來華貿易。如果蕃商觸犯宋朝的法律，蕃長要協助宋朝官府依法懲處。
宋朝還專門制定了“蕃商犯罪決罰條”例，作為對處置犯法蕃商的依據。因為照顧到海外客商同中國人的風俗習慣不同，處罰的方式也不同，如宋代的杖責是杖打犯人的臀部，南海諸國有許多地區則是杖打脊背，因此，蕃商犯法，往往由宋朝的官府審理，然后送交蕃坊，由蕃長按本國責罰的辦法懲處。泉州雖然不見有蕃坊和蕃長之設，但一般也按照蕃客的“國俗”處置犯法的蕃客。在廣州和泉州，都設置專供蕃客子弟就學的學校，稱為“蕃學”。
三、“蕃客”同當地居民的友好相處
這些長期居住在中國的“蕃客”，雖然有的在僑居地也參與兼并土地的活動，但他們活動的主要方面是從事溝通中外貿易聯系，為發展中外海上貿易作出了貢獻。有時他們也為僑居地做些好事。例如，南宋初年，福建泉州府屬下的晉江縣官員受命建造一批戰船，在泉州的“蕃客”就慷慨解囊，承擔了建造這批戰船的全部費用，使晉江的百姓免除一次繁重的科斂負擔。
各國來華居留的“蕃客”同當地中國居民混雜而居，雖然有時也有摩擦甚至發生“爭斗”，但是，友好相處是“蕃客”和當地居民關系的主流。有的“蕃客”還同當地的居民通婚，在中國成家立業。
宋代文獻記載說，廣州蕃坊中有個姓劉的“夷部”人，娶了趙氏宗室的女子，官至左班殿直。這個“夷部”劉氏，顯然是個長期僑居廣州，取了漢姓的外國蕃客。蕃客連宗室女都可以娶，同民間女子結合就更為平常的事了。
在廣州、泉州和杭州，都有專門安葬卒于中國的蕃客的公共墓地。據南宋人方信孺記載，廣州城西十里的地方，“蕃人塚”“累累數千”。趙汝適《諸蕃志》則記載泉州有大食商人作“叢塚”于城東南，以掩埋蕃客的遺骸。
在今天泉州市的東郊靈山上，還保存許多完整的蕃客墓。這些死于異鄉的蕃客，所以幾百年來能在異鄉土地上安息，他們的墓地一直被保存下來，同當地人民的保護是分不開的，它充分反映了當地中國居民對這些長眠異鄉的蕃客的敬重和情誼。如果當時的蕃客同當地居民不是友好相處的話，這些蕃客墓要完好保存下來，是難以想象的。
四、僧人的互訪
在中外人民的友好交往中，除了商人和水手外、還有僧人的互訪。北宋初年，既有許多中國僧人到印度求法，也有不少印度僧人來華。在宋太宗所設置的譯經院中主持翻譯佛經的天息災等人，就是從印度來的僧人。
高麗、日本的僧人，則紛紛渡海到中國求法。見諸中日兩國文獻記裁的日本來華僧人，僅南宋中期至后期就達12多人。當時中、日兩國的僧人經常委托海商替他們傳遞相互贈送的禮品及彼此往來的信件，這充分反映了兩國僧人通過互訪所建立的深厚友誼。
五、科技和文化交流
中外人民在進行貿易往來和各種形式的交往過程中，也進行著廣泛的科技和文化交流。
宋代的中國，有高度發展和繁榮的封建文化，各種書籍大量雕版刊印和出售，有的書籍就通過政府間的贈送及商人、僧人的販書和市書，流傳到海外地區。以高麗為例，北宋初年，高麗就派“朝貢”使臣及僧入到宋朝，要求宋朝贈予佛經、陰陽地理書及醫書。宋哲宗時，高麗又一再派遣使臣到宋朝，要求購買刑法文書、《太平御覽》、《文苑英華》等各類書籍。
對于高麗的購書要求，宋朝總是盡可能予以滿足。高麗還通過中國海商，在杭州雕刻佛教華嚴經的印版，運到高麗去刊印。通過海商和僧人之手傳到日本的中國書籍也很多。宋朝海商劉文仲一次就把宋朝刊印的《東坡指掌圖》二帖，《五代記》十帖，《唐書》十帖，作為禮物獻給日本一個大臣。當時從中國輸往日本的書籍，除《大藏經》等佛教經典外，還有大批的儒學道學著作及各種雜書。宋朝刊印的書籍大量外銷，是當時中外文化交流的一個重要方式。
后來日本翻刻宋版《論語集注》，興起了對宋學的研究，就是宋朝書籍大量輸入日本所產生的一個直接影響。高麗國有個國王特別喜愛宋朝書籍，每有海商為他購到宋朝印行的書，就換上潔服，焚香接待。像這樣酷愛和向往中國的文化，也是書籍傳播產生的影響。
中國的醫學和醫術，在宋代也向高麗和日本傳播。北宋時，高麗國王有病，就向宋朝要求派去醫生，既說明中國醫術在高麗國享有很高的信譽，也說明高麗國尚未掌握中國的醫術。
馬端臨《文獻通考?高句麗》記載說，自北宋末年高麗王俁向宋廷請醫以后，高麗才有了掌握中醫診治的技術。可見，宋廷派到高麗的醫生，不僅為高麗王治病，還傳播了中國的醫術。這時期的日本僧人榮西，在其所著《喫茶養生記》中說：“今得唐醫口傳，治諸病無不效驗矣”。“唐醫”就是中國醫生。榮西的記載，反映了中國醫術這時期不僅傳入日本，而且獲得了很高的信譽。中國制造解毒丸的技術，也是通過一個隨日僧入宋的人，從中國傳入日本的。
舉世無雙的中國絲織和制瓷技術，在宋代也隨著絲綢和陶器的大量外銷而向海外傳播。日本著名的“博多織”，就是日本人彌三跟隨日僧辨圓到宋朝，學習了廣東織和緞子織，回到日對華貿易的門戶博多港(今福網)興辦起來的。
制瓷技術的外傳就更廣泛了。跟北宋差不多同一時期的埃及特米王朝(公元969年——1171年)，曾仿制過中國的青瓷和青花瓷器。高麗在北宋時也仿制中國越窯及汝容的青瓷。交趾(越南北方)、羅斛(今泰國)燒制的青釉瓷器，也有中國浙江越窯的影響。日本著名的“瀨戶燒”，更是學習中國制瓷技術的產物。“瀨戶燒”的創始人藤原景正曾于公元1223年隨日僧道元入宋，學習六年的制瓷技術。因他回國后所燒制的“瀨戶燒”對日本制瓷業產生重大影響，身后被追稱為日本的“陶祖”。
海外國家和地區的一些文化和科學技術知識，在宋代也向中國傳播。宋真宗時，日本人滕木吉隨宋朝海商來華，向宋真宗進獻日本的“唱和詩”，使中國人對日本的這種文學有所了解。到泉州港貿易的埃及人，教給了泉州府所屬永春縣居民用樹灰凈糖的方法，該地區的制糖技術因此有了重大改進。些阿拉伯地區的建筑藝術，這時期也隨著“住唐”的蕃客，被帶到中國的廣州、泉州等海港城市。今天仍屹立在泉州涂門街的清凈寺，就是北宋時仿照敘利亞大馬士革禮拜寺的形狀建筑的。該寺現存的圓形穹頂，尖拱形大門，以及“奉天壇”的墻壁門窗和壁龕，都具有濃厚的阿拉伯宗教建筑的風格。這座清凈寺，就是宋代中國同阿拉伯國家建筑藝術互相交流，阿拉伯建筑藝術傳入中國的一個歷史見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