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逢春

浙江師范大學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邊疆研究院院長。從事中國邊疆學、地緣政治學等研究。是“中國疆域五大文明板塊論說”構建者；系國內最早運用民族主義理論探討近代中國如何在一個多民族帝國中構筑民族國家的研究者。先后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國家清史纂修工程項目、國家社科基金特別項目等多項；主持并承擔國家出版基金項目與國家“十三五”出版規劃項目數項。代表性論著有《時空坐標、形成路徑與奠定——構筑中國疆域的文明板塊研究》等。

摘要：明朝水軍于16世紀20年代開始打撈與大量仿制從海上傳來的佛郎機銃。17世紀初期開始的明金（清）之戰中，明軍一度取得火器優勢。1631年后金仿造紅衣大炮成功，加之投附明將攜帶的巨量火器，使皇太極得以組建一支強大的炮兵勁旅，完全掌握了明清戰爭主動權。定鼎中原后，康熙帝利用西洋火器北抗沙俄、西征準噶爾部、平定西藏、統一臺灣；雍正帝則倚仗其底定青海、改土歸流；乾隆帝則用之再平大小金川、討平西域，中國疆域由此底定。但西洋火器傳入中國后，技術上始終沒有進步，且受到專制統治的嚴格控制，由此導致中國與西方在軍事上的差距越來越大。

關鍵詞：中國疆域 西洋火器 海上文明板塊

引言

筆者在建構中國疆域形成的時空坐標時，曾提出中國疆域最終奠定于嘉慶二十五年（1820），并由“五大文明板塊”經過長期撞擊與融合而成的論說。其中的“海上文明板塊”范圍，從長時段的東亞歷史來看，由鄂霍次克海、日本海、黃海、東海、南海、爪哇海、蘇祿海等海域構成。有關該板塊在中國疆域底定過程中的作用，筆者曾從宏觀的角度予以探討，但對于西洋火器從海上傳入、使用及其在中國疆域底定過程中的地位，尚未見有深入討論。本文試就此作一番具體的考察和分析。

一、西洋火器從海上傳來與明清鼎革

火器在中國的出現雖始于南宋，但直到明代，其技術水平仍相當有限。明朝的鐵炮與15世紀末16世紀初的西洋佛郎機炮相比，既無準星、照門等瞄準裝置，又沒有母銃銜扣子銃，更不具備可以輪番使用的構造，而且炮管短，射程近，火藥沒有威力，難以用來實戰。

明正德八年（1513）以降，葡萄牙人屢屢進入廣東近海水域，數量極少的葡人曾在東莞縣屯門海面“數發銃擊敗官軍”，明廷才發現西洋火炮的威力。嘉靖二年（1523），明朝水軍開始仿制佛郎機銃，“管用銅鑄，二尺八寸五分，重三百余斤”，“發各邊試用”。同時，還仿造成功了射速快、射程遠、附有瞄準裝置、不易炸膛的西洋火繩槍。“此器中國原無，傳之倭寇始得之。”嘉靖二十七年（1548），都御史朱紈遣都指揮盧鏜破雙嶼，“獲番酋善銃者，命義士馬憲制器，李槐制藥，因得其傳而造作，比西番猶為精絕”。嗣后，佛郎機銃逐漸變成明軍的制式火器，并大量仿制從奧斯曼帝國傳來的魯密銃，裝備軍隊使用。其中，駐守遼東、遼西各城的明軍共配置各式佛郎機銃1443門。

明萬歷四十八年（1620）九月，有“紅夷船”遭颶風沉于陽江縣海口，兩廣總督陳邦瞻命人打撈，“獲取大銃三十六門”。此處的“紅夷船”，一般認為是荷蘭船，也有學者認為是英國的“獨角獸”號船，打撈上來的“紅夷大銃”則為英國大銃。該炮炮管一般長2-3米，口徑多在100毫米以上，自重千斤以上，有的甚至重達數噸，并配置了炮規、銃尺與矩度儀等。在設計上，該炮既能自行調整炮身角度，又具有消解發射后坐力之效能，并配有準星和炮門，從而使得大炮射程遠，命中率高，威力強大。鑒于此，徐光啟于同年派人到澳門買回4門紅夷大炮；天啟三年（1623）四月，明廷再從澳門購回22門紅夷大炮。此后，明廷繼續從澳門購炮，前后共獲紅夷大炮80門。這些火炮有相當部分馬上被運到對后金作戰的前線，并發揮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努爾哈赤率軍攻明，所向披靡，但至寧遠，“城上放西洋炮，頗傷士卒，乃罷攻”。關于明末從海上傳來中國的西洋火炮類型，有人認為主要有佛郎機、紅夷、呂宋三種，尤以“佛郎機銃及紅夷炮為最多”；也有學者認為，“歐洲火器傳入中國，先是佛郎機銃，后是紅夷（衣）大炮，繼則呂宋大銅銃，最后是西洋大炮”。其中，佛郎機銃是指由葡萄牙人輸入中國的大炮；紅夷大炮是指荷蘭炮與英國炮；呂宋大銅銃又稱“西洋大銃”，是指從西班牙人處輸入中國的大炮；西洋大炮是指澳門“王室鑄炮廠”將呂宋大炮與紅夷大炮優點結合而生產的一種新炮。

西洋火器傳入中國南部海域后，明廷便開始仿造，并聘任數量眾多的葡萄牙籍炮師和翻譯來京教習造炮、練兵之術。如崇禎二年（1629），徐光啟奉旨委托葡澳政府協助招募葡籍軍人及隨從各150人北上，幫助明軍造炮和訓練炮手。翌年6月，徐光啟又聘請53名葡籍炮師和工匠，護送一批西洋大炮自廣州到達登萊。經過訓練，登萊炮營成為明朝第一支接受近代化訓練、采用西式武器的隊伍。薩爾滸之戰后，遼東經略熊廷弼曾打造過一批滅虜大炮和火器，“重二百斤以上者，以數百位計；百斤、七八十斤，以數百位計；百子炮，以千計；三眼銃、鳥銃，以七千余計”。他還從京師解來7門西班牙制的“呂宋大銅炮”，其中最大者重達3000余斤。

與此同時，因努爾哈赤、皇太極屢屢慘敗于明軍西洋火器之下，逼得后金-清朝也開始仿制紅衣大炮，并以此組建烏真超哈（即炮兵），以黑色為旗幟。仿制紅衣大炮首先需要具有較高的冶煉技術儲備。其次，需要召集工匠、備料，爾后做模、鑄炮、制彈，關鍵的是還需要操炮人才。很明顯，后金-清朝已具備了不亞于明朝的技術、裝備及經濟實力。另外，在后金仿制紅衣大炮成功（1631年）后不久，明將孔有德、耿仲明帶著20多門西洋大炮、300多門中型火炮，以及全套鑄彈制藥技術、儀具及炮手歸附后金；另一明將尚可喜也帶著優質火器加入后金陣營，加之此前清軍從明軍那里繳獲的數量不菲的火器，明清軍隊之間的火器裝備逐漸發生了此消彼長的變化。深諳西洋火器對明清鼎革之意義的皇太極非常重視孔、耿二人的投附，故當二人到沈陽拜謁時，他親率王公大臣出城十里迎候，并封孔、耿及尚可喜三人為王。在此基礎上，皇太極于崇德二年（1637）成立漢軍二旗，四年擴大為四旗，七年再擴為八旗。至此，清廷擁有一支2.45萬人的獨立炮兵部隊。這些炮軍與善于沖鋒陷陣的滿蒙八旗鐵騎與漢軍八旗步兵結合，形成了一支炮、騎、步協同作戰，無堅不摧的勁旅。于是，清軍攻城略地時，每每以巨炮轟擊城垣，再以鐵騎沖鋒，形成新的陣法與進攻序列，迅速獲得了對明戰爭的軍事主動權。明軍原恃火器為長技，而今清軍各式槍炮的數量與質量，特別是操炮技術與陣法已超過明軍，而在步騎作戰方面，明軍更遠遠不是清軍的對手。在決定戰爭勝負的另一個關鍵因素——政治上，清朝最高統治集團具有必勝的戰斗意志，其國家機器具有比較清廉向上的體制，而明朝則黨爭不已，官員腐敗透頂，最高統治者猜忌無能。在外交上，清廷與蒙古實施政治聯姻、結成軍事同盟；同時，臣服朝鮮，營造了于己極為有利的對明朝進攻態勢。在經濟上，由于農民連年起義，加之災害頻仍，明朝境內已是殘破不堪；反觀清朝境內，則生機盎然，一派興旺景象。凡此種種，標示著明清易代已成不可遏制之勢。

二、西洋火器在清朝北抗沙俄和西平噶爾丹之亂中的作用

清初，沙俄勢力不斷擴大，開始侵擾中國東北邊地。康熙二十一年（1682），清廷決定派朗談征討侵占中國雅克薩的沙俄軍隊。為此，朗談特意上疏:“今臣等愚意欲取雅克薩城，非紅衣砲不可破。”康熙二十四年（1685）六月，雅克薩之戰爆發。清軍先是“潛進紅衣炮攻城之北”，用神威無敵大將軍等大型火炮猛轟雅克薩城垣，繼而兵分水陸三路向沙俄軍隊發動進攻，激戰三日，收復了該城。

其實，從康熙初年起，清政府已陸續仿制了不少西洋火炮，并將部分火炮運往東北邊地。雅克薩之戰后，清廷進一步加強東北邊地駐軍的火炮力量。史載:“齊齊哈爾、墨爾根、黑龍江皆有炮。曰神威無敵大將軍，齊齊哈爾、黑龍江各四位；曰神威將軍，齊齊哈爾、黑龍江各十二位，墨爾根八位；曰龍炮，齊齊哈爾六位；曰威遠炮，齊齊哈爾、黑龍江各一位；曰子母炮，齊齊哈爾二十位，墨爾根、黑龍江各十位。”這里提到的四種類型火炮，神威無敵大將軍炮系大型攻城重炮，分銅制、鐵制與木制，內重分別為2274斤、1613斤、870斤；神威將軍炮系輕型長管攻城炮，重390斤；龍炮系輕型火炮，分金、鍛金與鑄銅，炮身分別重250-300斤、180斤；子母炮系小輕型鐵制火炮，具體又分重95觔、85觔二種。清軍強大的火炮配置，對沙俄軍隊形成震懾，使之不敢再輕易犯邊。

從17世紀40年代起，厄魯特蒙古準噶爾部崛起。康熙十年（1671），噶爾丹成為準部首領，他“有大志，好立奇功”，積極擴張領地，“攻破回子千余城”，逐漸控制了東起鄂畢河，西迄巴爾喀什湖，北起鄂木河、額爾齊斯河至阿爾泰山一線，南逾昆侖山的廣大區域。在外部交往上，噶爾丹勾結沙俄以抗衡清朝。康熙二十七年（1688），噶爾丹率三萬鐵騎，分路攻擊左翼土謝圖汗、車臣汗，以解救被土謝圖汗圍困在楚庫柏興（色楞格斯克）的沙俄御前大臣戈洛文，形成了“依靠俄國人的援助同土謝圖汗和清帝作斗爭”的態勢。康熙二十九年（1690），噶爾丹攜帶著沙俄支援的大量鳥槍再次殺向漠北，大敗清廷尚書阿喇尼所率清軍。康熙帝任命和碩裕親王福全為撫遠大將軍，率清軍主力開赴漠南，自己率禁軍尾隨福全之后。當時，“滿洲炮兵每旗裝備馬馱子母炮5門，漢軍炮兵每旗裝備馬馱子母炮9門、龍炮1門，左右兩翼各配沖天炮1門，并命大同、宣府炮隊各攜神威將軍炮48門，分赴西路和中路協同作戰”。雙方在烏蘭布通(今內蒙古翁牛特旗西南)展開決戰。噶爾丹所部“覓山林深塹，倚險結營”；清軍“凡營盤四十座，連營六十里，闊二十里，首尾聯絡，屹立如山”。最初，清軍憑借弓箭和火銃數次沖鋒，均未成功，遂轉而運用炮兵集群，隔河發射。在強大炮火的連續轟擊下，準噶爾鐵騎土崩瓦解，噶爾丹帶著少量隨從連夜逃走，僅以身免。

康熙三十四年（1695），噶爾丹又攻入喀爾喀蒙古境內。翌年春，康熙帝再次御駕親征，發兵10余萬，分東、南、西三路合擊準軍。其中，費揚古所率的西路軍5萬多人經過歷時77天的長途跋涉，減員嚴重，迂回抵達昭莫多時，僅剩1.4萬人，而與之遭遇的噶爾丹軍主力有近萬人。清軍搶占昭莫多制高點，居高臨下，用大炮、子母炮轟擊正爬到半山腰的準噶爾軍，陷入進退兩難境地的準噶爾軍隊則以巖石為蔽，用鳥槍、弓箭等進行殊死反擊。雙方擊傷相當，勝負未決，一時形成僵持之勢。見此情形，費揚古改變策略，分兵偷襲準噶爾軍陣后輜重及婦幼，又利用火炮的遠距離轟擊優勢，“以三炮墜其營”，終于打破僵局，大敗準噶爾軍。噶爾丹率數十騎從昭莫多遁逃，不久敗亡。清軍之所以能夠以疲憊之師戰勝準噶爾部鐵騎，主要是因為除了裝備一般常用的弓箭、刀劍之外，又配備了對騎兵具有巨大殺傷力的火銃，特別是火炮。當時，費揚古的西路軍配備漢軍火器營，有沖天炮3門、神威炮10門、景山造子母炮24門、江南造子母炮55門、新制造炮8門，而準噶爾軍僅有弓箭手千余，鳥槍約千支。

烏蘭布通會戰與昭莫多之戰表明，火器已成為戰爭中的主要武器，連從來以長弓彎刀縱橫天下的蒙古準噶爾部軍隊都已配備火槍，并使清軍難以輕易近前。而清軍之所以能夠勝利，便是依靠了紅衣大炮的威力。

三、西洋火器在清廷廓清東南海疆中的作用

清順治十八年（1661），鄭成功率戰艦120艘，官兵2.5萬人，從金門放洋，渡過臺灣海峽，向侵占中國臺灣的荷蘭殖民軍發動進攻。鄭軍“十分熟悉兵法，并且擁有大批重炮”，其火器裝備遠超荷軍，最終迫使侵臺荷軍繳械投降，鄭氏由是以臺灣為據點，與清朝抗衡。

康熙十三年（1674），清靖南王耿精忠據福建反，參與“三藩之亂”，并以割送彰、泉二府為條件，換取臺灣鄭氏政權的支援。康熙十八年（1679），鄭氏將領劉國軒率軍進攻福建沿海，大敗清軍，乘勝下彰平、長泰、同安，略取南安、惠安、安谿、永春、德化諸邑。清軍經過一番調整，對鄭軍發起反擊，利用火炮優勢，“大兵夾攻”，“炮沉其舟”。鄭軍不得不放棄金、廈二島，退回臺灣。

對于用西洋式大炮平靖東南海疆之事，康熙帝始終很重視，曾發出上諭:“攻擊海賊營壘宜用火炮，內造西洋炮甚利且輕便易運，可以湖廣所有西洋炮二十具委官遞送福建軍前，用資剿御。”因此，在平定“三藩之亂”后，清政府隨即開始統一臺灣，依然注重發揮西式火炮優勢。康熙二十二年（1683），施瑯以水師2萬人、戰艦300艘進攻澎湖。時鄭軍防守澎湖甚嚴，盡據港口，舟不得泊。清軍以火炮掩護水師登岸，大獲全勝。“酣鏖竟日，聲震數百里，焚其百余艘，殺其兵萬有二千。”清軍乘勝登陸臺灣本島，很快就統一了臺灣。

康熙六十年（1721）五月，朱一貴起兵反清，攻陷臺灣府，“掠倉庫，復開紅毛樓，大獲鄭氏舊貯炮械、硝磺、鉛鐵”。六月，清廷平亂，守備林亮、千總董方“以六舟冒死直進，遙望炮臺火藥累積，專以炮注攻，中之，轟發如雷，賊死無算”。朱一貴部進行反擊，南澳總兵藍“廷珍親督戰于二鯤身，而林亮等別以小舟載炮，附岸夾攻，斬溺無算”。七月，清軍發起總攻，“火炮震天，金鼓動地”，朱一貴兵敗被俘。

乾隆三十六年（1771），安南國西山邑人阮惠起事，侵入清廷南海海域擄掠。清將李長庚奉命抗擊。“率兵三千，尾安南船，旗鼓突出，槍炮驟發，賊驚潰，覆船數百，俘斬數千人，生擒其官倫貴利等以獻。”

乾隆五十二年（1787），臺灣府彰化縣人林爽文舉起反抗朝廷的旗幟。同年六月，林爽文親率重兵攻擊位于臺灣南北之中的諸羅，清將柴大紀率眾堅守。“賊用呂公車以數百人牽之，擊城北堞，城上用飛炮碎之。”守軍依靠西洋火器，得以“以守城兵四千抗賊數萬”。乾隆五十四年（1789），清將丁朝雄率兵征討，“督舟師出海，遇諸大麥洋，俟其近，發大炮，斃數酋，明灼窮蹙，躍入海，官軍鉤致，俘以歸”。同年，清將岱森保“以護軍參領從征臺灣”，“擊賊中洲，發巨炮殺賊，進擊賊南潭，賊潰，焚賊藔數百”。

四、西洋火器在清廷改土歸流及平定西部叛亂中的作用

雍正四年（1726），經過多年的財力與物力積累，特別是擁有配備了大量火器的軍隊，促使雍正帝決心在西南地區實施改土歸流政策，并令鄂爾泰主持。

改土歸流首先從川邊的烏蒙、鎮雄兩土府開始。烏蒙土府首領祿萬福和鎮雄土府首領隴慶侯等起兵反抗，西南各地土司紛紛響應，一時大局岌岌。清廷見形勢危急，急忙派遣各路人馬前往平叛。清將哈元生率數千人趕赴烏蒙土府，行至得勝坡，遭遇土府兵2萬人。敵強我弱，哈元生趁夜設伏兵于陣地兩翼的山后，自己攜大炮正面對陣。“黎明，賊數路來犯，不動。將偪陣，炮起，大呼奮擊，山后伏兵左右夾攻，賊大潰，盡破其八十余營，獲甲械輜重山積。”后人總結哈元生以少勝多的原因，認為“官軍火器銳利，倮兵當之輒潰，元生以是勝”。

雍正六年（1728）八月，清將張廣泗奉云貴總督鄂爾泰之命征討位于今廣西寧明縣東南的思陵州八達寨。他有鑒于此前“廣西游擊常顯虎以兵三千剿撫兩月，屢衂無功”的教訓，改變戰術，充分發揮火炮的威力，取得成功。“扼其餉道，屯兵二三里外，量大炮所能及，漸漸進逼，賊窘急，斬土目顏光色兄弟以獻尚閉寨不出，遂為官兵所毀。”

雍正十年（1732）秋，清將文英領兵外出，苗人見大營兵出，乘虛來犯。清軍統帥方顯見勢不妙，“急率諸文員督夫匠執刀棒隨留營兵分地嚴守，令每人燃香兩枝，香灰厚分許即彈去其灰。苗望之如火繩狀，疑畏不敢進”。可見，清軍火器，尤其是巨炮、火繩槍在苗疆本土居民的心理上有著極大的威懾力。

值得指出的是，中原人士對西南地區的瘴氣，有著發自內心深處的恐懼。隨著西洋火器進入西南，其在排解人們的“恐瘴癥”上，也起了意想不到的作用。清人魏源云:“滇黔交界某渡盛瘴，乾隆中，福康安統兵演炮而過，至今瘴減大半。自有天地以來，即有西南夷，曷嘗有四面云集之王師？曷嘗有萬雷轟烈之炮火？陽被陰伏，則為瘴癘。陰隨陽解，則山澤之氣不得不上升，升則不得不為縵空五色之祥。”也就是說，按照中國傳統的陰陽五行學說，瘴氣屬陰，火器屬陽，以火器對瘴氣，陽盛陰衰，瘴氣自然被火器克制住。只要有火器在手，中原人士再也不用懼怕瘴癘之害。

此外，西式火器在清廷平定青藏、回疆等地區的叛亂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康熙末期，羅卜藏丹津反叛于青海。雍正元年（1723），清廷派年羹堯西征。“羹堯令兵斫賊壘，敵知兵少，不為備，驅桌子山土番當前隊。炮發，土番死者無算。鍾琪兵至，直攻敵營，羅卜藏丹津敗奔，師從之，大潰，僅率百人遁走。”乾隆年間，嘉勇貝子征討衛、藏，地方勢力屯軍守一隘道之北，貝子佯敗，引其追至隘南，于是“炮聲大震，火炬盡爇”，“大軍乘勢合攻，遂夷賊屯，追奔五十里而后止”。嘉慶二十五年（1820），回疆薩木薩克次子張格爾由浩罕糾布魯特寇邊，清將楊遇春“遣千騎繞趨下游牽賊勢，自率大兵乘晦霧驟渡上游，炮聲與風沙相并，乘勢沖入賊陣，賊大奔”，由是收復喀什噶爾，“英吉沙爾、葉爾羌、和闐以次復”。

五、結語

綜上所述，西洋火器從海上傳來，其重要后果之一是推動了明清鼎革。嗣后，清廷依仗強大的重炮兵團，配以滿蒙八旗鐵騎，先敗百萬南明及李自成軍，再戡亂三藩，討平臺灣鄭氏集團和準噶爾鐵騎，打敗手持火器的沙俄侵略軍，輔之以改土歸流、滌蕩邊疆割據勢力，中國疆域得以最終底定。

從后金末期到康熙中期的70年間，因頻繁戰事的需要，清廷鑄造了大量的西洋式火器。不過，“從火器科學技術發展的角度看，在此期間的造炮技術并無重大的創造和革新”。也就是說，清軍對內、對外戰爭的勝利，主要是憑借火器數量上的優勢，而非技術革新上的勝出。有學者曾對比清康熙年間刊印的《武備志略》與成書于萬歷年間的《兵錄》的火藥配方與制法，認為二者完全相同，清初并無改進，仍然多受歐洲火藥從海上初傳時諸元素的影響。

之所以產生這種情形，是因為明清最高統治集團從海上輸入及仿制西洋火器，并非想學習西洋軍事技術或文物制度，僅僅是為了尋找一種制勝的軍事利器而已。

就明廷而言，其屢屢從澳門購買與大量仿制紅衣大炮，源于萬歷四十七年（1619）薩爾滸之戰中慘敗于努爾哈赤。就后金-清朝來說，皇太極也是因自己與其父數次敗績于西洋火炮面前之后，才痛下決心仿制出超越明軍水平的紅衣大炮。

因明清統治者僅僅出于軍事考量，以“用”為目的來輸入與仿制西洋火器，并不希望整個社會研習西方近代科學技術，加之該科技是科舉時代中國知識分子所鄙視或摒棄的雕蟲小技，不屑于習得，從而使得當時中國全憑經驗鑄造與發射火炮，且數百年間陳陳相因，少有革新。實際上，西洋火炮是近代西方數、理、化及天文、力學、設計等科學發展的結晶。不屑于此道的明清中國，縱使有徐光啟等個別士大夫成功地仿制西洋火炮，但因整個社會都沒有掌握近代科學，故鮮有人能熟練操縱此炮。

從康熙后期起，清廷逐漸拋棄西洋式火炮技術，其根本原因是君主專制體制使然。實際上，清朝統治者的做法完全是承襲明統治者。明太祖朱元璋在奪取政權過程中非常重視火器的作用，鼓勵下轄各地競相鑄造以消滅政敵。但一俟獲得政權，便于洪武十三年（1380）在京師設立軍器局，將以往下放給各地的火器制造權盡收于朝廷，嚴刑禁止各地自行鑄造各類火器，也不允許個人與地方研制火器。嗣后，朱氏子孫謹遵祖訓，致使古代中國火器再也沒有任何創新。對于專制體制而言，在最高統治者視線以外且難以直接控制的帶有威脅性的物質的與精神的東西，都是必須清除之物。不消說，火器的威力絕非冷兵器可以比擬，其技術一旦流落地方，特別是民間，自然是視民眾為壓迫與榨取對象的專制統治者難以安眠之頭等大事。正因為如此，當原本由南宋研制、元朝廣泛應用于軍事的火器傳到歐洲且經過創新后再逆向東傳到中國海域時，明中后期軍隊的最先進武器仍僅僅裝備著永樂初年的制式火銃。同樣，清廷在蕩平“三藩之亂”、廓清海疆和平定西部內地叛亂后，便馬上規定所有大型與重型火炮均由皇帝欽命官員在京師監造與查驗，且數量都有嚴格規定，其中質量較好的配發給皇室禁衛軍與八旗滿洲使用，質量較差的則發給八旗漢軍，其他諸如綠林軍及外省地方軍隊根本沒有資格使用。各省只能制造火銃與微型火炮，且需督撫按照戰時具體需要上報工部與兵部批準后方可實施。這種沒有絲毫競爭的朝廷獨家經營，直接導致了西洋式火器技術自晚明傳來后便始終沒有較大革新，近二百年間陳陳相因。另一方面，清廷對有研制火器能力者，無論是誰，均有意予以壓制。如西洋火器制造天才戴梓，就被康熙帝捏造罪名流放到東北，甚至對前代有關火器或含有火器內容的兵書也予以查禁。

雍正時期，清廷業已放棄對火器設計和制造技術的追求，反而求助于冷兵器，過度強調弓馬傳統。在此政策主導下，清軍大都放棄鳥銃與大炮的習練而尚弓箭。各地有戰事時，僅以康熙時期庫存舊炮調撥使用。乾隆帝及繼任者一樣，均進一步限制火器的革新與制造。如乾隆四十四年（1779），“令各省綠營兵習射，以五矢中三為一等”；嘉慶九年（1804），“令各統兵官習射以六力弓為度，習槍以迅速命中為度”；道光元年（1821），“令各軍均習長矛步槍，不得專精馬槍”。迨至第一次鴉片戰爭時，清廷的火器數量與質量竟不如200年前的清初，而與此同時，西洋式火器在歐洲國家卻獲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

【注】文章原載于《江西社會科學》2013年第11期。

責編：曲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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