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兩個少年，一起從蘭州出發，穿越河西走廊，在敦煌停留。他們在牧人家吃過飯，穿越祁連山、柴達木盆地，繞過德令哈、青海湖，用足跡在干旱熾烈的大地上畫下一整個大圓。中間歷經風雪，遭遇車禍，也看見了生死。

其中一人從此風格大改，文風、字詞、審美皆為西部重新塑造，出版散文集《山河袈裟》，獲得第七屆魯迅文學獎散文獎；另一人更直言自己就是“西部的兒子”，多年來持續不斷“用文字供養著敦煌”，其新作《敦煌本紀》入選第十屆茅盾文學獎10部提名。

他們分別是作家李修文和作家葉舟。11月11日，李修文、葉舟與評論家、南京師范大學教授何平做客南京先鋒書店，以“長歌高踏，躍馬邊疆”為題展開精彩對談，用文學的力量發掘全新而勁拔的敦煌。此次分享是第二屆中國江蘇·揚子江作家周的系列活動之一。

11月11日，李修文（右）、葉舟（中）與評論家、南京師范大學教授何平（左）做客南京先鋒書店，以“長歌高踏，躍馬邊疆”為題展開精彩對談。攝影 魏瑋

“敦煌是我前世的宿命”

葉舟從詩歌起步，人稱“校園詩人”。然而對他來說，僅僅是寫些無病呻吟的句子、歌頌“長發飄飄的異性”還不夠，不足以滿足他熱切的創作欲求。

直到他遇到敦煌。葉舟說：“我一看見敦煌這兩個字，就知道它是我前世的宿命。就像孫猴子一樣，我再怎么跑，也跑不出如來的手心。”

他將敦煌視為一生的命題。多年以來，陸續出版了《大敦煌》《敦煌詩經》《絲綢之路》《藍色的敦煌》《敦煌卷軸》《敦煌短歌》《燃情歲月》等一系列作品，體裁涵蓋短制、抒情詩、長詩、詩劇、散文等。

2000年的大年初一，在莫高窟千佛靈巖下，葉舟發愿要為敦煌寫一部長篇小說，釋放自己狂烈的野心。這次他說：“我一定要把自己寫開、寫嗨，一定要把自己的詞匯表天翻地覆重新篩選一遍。”

于是，慣用的熟詞一滑就過，成語則堅決不用。這是一次巨大的挑戰，就像“祁連山橫亙眼前”，中途幾次差點放棄。“不過，或許是敦煌知道我在為它寫一本供詞，所以在冥冥之中成全了我。”他寫成了《敦煌本紀》。

在葉舟看來，每位作家、詩人的心中都有一片疆土，有一片屬于自己的文字版圖。“它們在寫作、在成長中慢慢豐富，在失敗、痛苦、掙扎中一次次修改。幾年過去，內心的版圖可能擴大，也可能收縮了。”

李修文認為《敦煌本紀》是新時期以來最重要的華語長篇小說之一。“無論是文法氣度還是對西部中國的重新塑造，這本書打通了古代和現代的壁壘，在融入現代精神的同時，召喚著一種久違了的、具備某種源頭意義的文學氣象，將兩者結合得美輪美奐，充分體現出一種正大莊嚴之氣，提供了中國文脈在當代如何掘進與光大的一條深具啟示意義的道路。”

李修文說，《敦煌本紀》是一本大書，也是一部可以被我們這個時代所親近的書。每個人都可以突破門禁得以進入，像書中人一樣，找到一條安身立命之路。“它既嚴絲合縫，又有一種混沌莊重的力量，時刻等待讀者找到自己的入口。”

《敦煌本紀》由譯林出版社于2018年12月出版

西部文化的向東注入是一次“文化輸血”

在李修文看來，不能簡單把《敦煌本紀》放在地理架構中去看待，討論“有著人性人心的敦煌”才是這本書最大的價值。

“敦煌本質上是我們這個國家、這個民族，甚至每一個中國人最重要的源頭之一。它是我們的出處，我們的來歷。就像100年前魯迅先生站在文學的維度向世界提示，中國人身上到底發生了什么問題，也許，在今天，當所有堅固的東西都在發生分裂的關口上，《敦煌本紀》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重新眺望源頭、重新內觀自己的文學契機。”

何平認為，如果沒有西部文化不斷向東輸入，整個中國文化會顯得更加局促、狹窄。“正是因為有那種神性的、遙遠的、狂野式的文化注入，中原文化才能形成現在的樣子。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漢代‘鑿空’西域其實是對中原文化的一次‘輸血’。”

“我們現在談西方文化都在指向歐美國家，但西方不止歐美。還有一個‘西方’被忽視了，那就是傳統文化中的西域。”何平說，如果能把傳統文化中西方的部分重新拿過來，我們的整個精神氣質都會變得不一樣。

李修文相當認同這一觀點，他以自身為例講述了西域之行對他的“塑造”。

二十多歲時，他還處于“青春期寫作”階段，筆下充斥著小橋、流水、情愛。而那次與葉舟的西域之行徹底改變了他，讓他從親身經歷中重新碰觸了一個更新鮮、更有重量的世界。“客觀來看，我今天的作品里頭有戈壁氣、荒原氣、飛沙走石氣，這種變化是我在跟河西走廊的碰撞中以身試法，拿身體、遭際、命運求來的。”

“在戈壁，即便是飛沙走石也是干干凈凈的，我在那里體察到了世界上最根本的干干凈凈。它不粘稠，拔刀相向，又一笑而過，那就是葉舟一再贊頌的少年氣。當它灌進身體以后，我重新做人了，和天地萬物迎來了一個新的打通、連接。”

李修文坦言，“如果沒有葉舟，沒有河西走廊，沒有敦煌，沒有更遙遠的阿克塞、德令哈，我會是另外一具文學軀體。”

《敦煌本紀》想寫少年中國的氣象

葉舟始終對敦煌懷有少年初戀般的情意，在他看來，作家的寫作分為兩類：一種是青春期寫作，而另一種是青春寫作，即少年寫作。

“比如有些人你看他很小，上初一初二，但已面色蒼黃，苦大仇深；還有一些人蒼然老夫，卻仍懷著一顆少年的心。魯迅先生到死都是一個‘少年’，他對字詞的選擇、對世界的看法，那種恩怨分明的立場，他一直懷著一顆少年之心。”

葉舟正是想借助敦煌寫少年中國的氣象，寫秦漢以來中華大地上最原初的那股精神。他相信《圣經》中的那句——“只有曠野上才有神”，他想通過邊疆重新發掘“神靈的存在”。

“我寫了將近一百多篇中短篇小說，有婚外戀，也有親子教育，有家長里短，但我從來不痛快。寫這些亂七八糟的事時，我的頭是低著的，但一寫詩我就能抬起頭來。我看見了神靈，繁星密布的天空，看見了少年氣。”

他介紹道，中國歷史上對西域的開發總共有三股力量。一股是軍事力量，就是班超、霍去病那些人；一股是文化力量，是詩人，他們共同構筑了人們心中對西部的想象。還有一股力量是“求法僧”，像唐玄奘一樣西天取經。

對他而言，早期中國的面目是清晰的。“他們鼻梁高聳，長發飄飄，是一群少年模樣。他們一起為后世的人們締造了一個激動人心的詞匯叫漢唐。”直到明清閉關鎖國，中國從一個少年逐漸變成臃腫的、油膩的中老年形象，雪鬢霜鬟，老眼昏花。

“所以，我們談論少年中國一定是談論當年的春秋之氣、漢唐之氣，那些百折不撓，那些血脈僨張，對遠方的地平線無限好奇，渴望伸手去觸碰、摸索。”在葉舟看來，那時的少年心中還有“天下”這個概念，他們的血是燙的。

“如果說，敦煌以及河西走廊，包括那些沉痛的歷史，是一片遙遠而斑駁的 ‘銹帶’，那么現在的 ‘銹帶’其實在我們每一個人心里。而《敦煌本紀》要做的，不過是把天下、少年、血勇、擔當、正義、溫情這些詞擦亮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