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大學

創建于12世紀中葉的英國牛津大學，是英語國家中最古老的大學，也是歐洲中國學術研究的重鎮之一。早在1604年（明朝萬歷三十二年），牛津大學的博德林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便開始收藏中國書籍。1635年（崇禎八年）、1636年（崇禎九年）、1639年（崇禎十二年）、1640年（崇禎十三年），當時的坎德伯里大主教、牛津大學校長威廉·蘭德(Wm Land)前后四次向該館捐贈中文抄本，共計1151冊。明初航海針路簿傳抄本《順風相送》便是其中之一。19世紀和20世紀初葉，又有威利(Alexanda Wylie)和巴克豪斯(Edmend Baekhouse)兩次大規模捐贈中國圖書，總數達5萬余冊。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創建的亞士慕博物館(Ashmolean Museum)，則搜集和收藏了許多從石器時代到清代的珍貴中國文物和藝術品，并設有藝術考古的附屬圖書館。這就為牛津大學中國學術研究的展開，奠定了圖書文物資料基礎。

早期牛津學者對中國圖書文物的興趣，主要出于對神秘的東方的好奇和向往，談不上學術性的研究。1825年（道光五年），出于英國對華貿易、傳教對中文人才的需求，早期來華傳教士、漢學家馬禮遜(Robert Morrison)博士倡議在牛津大學或劍橋大學設立漢學講座，但沒有成功。1876年（光緒二年），牛津大學設立漢學講座，才開始對中國學術的研究。

從清末到現在，牛津大學的中國學術研究走過一百二十年的歷程，經歷了從經院式研究到開放式教育、從漢學到中國學的轉變，既有傳統特色，又有新的發展。

一

牛津大學的漢學講座，是傳教事業、商業活動和殖民擴張相結合的產物。最初的講座基金，是由一些對華貿易的英國商人捐獻的。倫敦會教士、英國早期著名漢學家里雅各(James Legge)被聘為首任講座教授。

里雅各

里雅各于1838年（道光十八年）底到倫敦的大學學院學習中文，次年被倫敦布道會派遣，到馬來亞的馬六甲傳教，后出任當地的英華書院院長。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他隨書院遷往因鴉片戰爭成為英國殖民地的香港，一邊傳教，一邊學習、研究，并著手翻譯《四書》等中國經書。1861年（咸豐十一年），開始在香港出版英譯《中國經典》( Chinese Classies )多卷本。 1873年（同治十二年），為專心譯書和“為了家庭的義務”，從香港返回英國。出任牛津大學漢學講座教授后，他把這一新學科定位在中國語言和文學，繼續致力于翻譯《中國經典》，至1886年（光緒十二年）出齊，計28卷。這部譯著奠定了英國研究中國傳統學術的基礎，至今仍為西方學界視為介紹中國儒家經典和其他古文獻的權威譯本和正統的參考書。里雅各擔任此職二十二年，直至1897年（光緒二十三年）逝世。他教過多少學生不得而知，教了什么也沒有記載。

布勒克(Thomas Bullock)于1899年（光緒二十五年），接任牛津大學漢學講座教授，至1915。他曾在英國駐中國領事機構中供職二十八年，從駐上海領事任上退休后，來牛津任教。1902年（光緒二十八年），他編著教材《漢文漸進練習》。

第三任講座教授是蘇慧廉(William Soothill)，1920年到牛津大學任職。他在中國傳教、辦學二十五年，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被任命為山西大學西齋總教習。到職后，主要從事中國歷史的研究，著有《中西交通史大綱》、《中國史》和《中國與英國》等。

牛津大學早期的三位漢學講座教授，都有英國對華宗教和殖民擴張的背景，但由于牛津大學堅持學術獨立的傳統，以及入學考試嚴格、學費昂貴等因素，長期只有少數學生的非正規聽課，教師的主要精力是做研究工作，這就形成牛津早期漢學具有經院式的純學術研究的特點。里雅各在譯介中國儒家經典和古文獻上，蘇慧廉在介紹中國歷史方面，都在歐洲漢學界有一定的影響。

在漢學講座之外，亞士慕博物館還有研究東方和中國藝術考古的人員。著名的中亞探險家斯坦因(Mark Aurel Stein)，曾于1884年和1886年來此作短期的學習和研究。他在我國新疆和敦煌取走的大量文書、文物，運回英國后，曾在牛津大學默頓學院(Merton College)的一幢小石屋里整理、研究。他撰寫的《西域》( Serindia,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Asia and Western most China )和《亞洲腹地》 (Innermost Asia,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Kansu and Eastern Iran )，分別于1920年和1928年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 他在中國探險遺留下來的清政府公文等部分文件，還收藏在牛津大學博德林圖書館里。

二

1935年，蘇慧廉去世。1938年，牛津大學聘請學貫中西的我國史學家陳寅恪出任第四位漢學講座教授，但陳寅恪遲至1946年才來牛津到職。該教授席位實際上空缺了十二年。

1939年，在漢學講座教授空懸的情況下，由時任中國哲學和宗教講師的修中誠(Ernest Richard Hughes)主持，進行了牛津大學漢學發展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創立了漢學科(Chinese Honour School)，確定本科四年制的課程內容和考試方法，設置正式學位。從此，牛津大學漢學講座的重心從經院式研究轉到開放式教育上來。不過，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戰后初期百業待興的環境影響，這一改革的效果一時未能體現出來。到1949年，十年中僅有五人學成畢業。可以說，這是牛津大學漢學科慘淡經營的時期。

陳寅恪到牛津大學時，已經雙目失明，治療無效后，于1947年辭歸。牛津大學乃另聘德和美(Homer Dubs)為講座教授。

隨著二次世界大戰后國際形勢的變化和新中國的建立，西方研究中國學術的中心從歐洲轉移到美國，研究的目標從傳統中國轉向現代中國，研究方法也從文獻考釋發展為人文社會科學各學科的互相滲透，即“科際整合”。美國研究基金雄厚，課題規模宏大，吸引許多歐洲、日本等地學者參與，不斷提出各種新的解釋模式，建構新型的西方“中國學”，主導西方中國學術研究達數百年之久的歐洲漢學因此衰落。

牛津大學漢學科面對這種沖擊，一面堅守傳統的陣地，一面漸進地作了一些調整。

1961年，牛津大學成立東方研究所(The Oriental Institute)，以該所為陣地，集合各學院的東方學研究學者，從事教學和研究工作。東方研究所位于亞士慕博物館背后的普西巷內，漢學科在該所內擁有辦公室、教室和語音室。開始由教師私人藏書建立起來的東方研究所圖書館，擁有為漢學科課程所需要的中文圖書一萬五千多冊。此外，還收藏了一些重要的研究資料。漢學科學生的培養目標，是在中國語言和文學方面打好一般基礎，以便繼續深造，成為其他學科中未來的中國問題專家。同時，培養中國文學、歷史等方面的碩士、博士。教師隊伍也相對穩定，在講座教授之外，設置固定的中國文學、歷史、宗教等方面的講師職位，從國內外聘任著名學者擔任，包括華裔學者吳世昌、齊思貽。在研究方法上，也吸收借鑒美國中國學的長處。

Taoist books in the libraries of the Song period:A critical study and index

從本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牛津大學的漢學科漸有起色。培養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大多在國內外從事大學教育、圖書館和博物館的工作，有的則利用他們的中文優勢，供職于英國議會、香港政府及外交、商務、新聞傳播等部門。

這一時期，牛津大學的漢學科是作為東方學的一個分支存在和發展的。它的弱點是，和本校其他人文社會學科中的中國研究，缺乏溝通和協作（牛津大學的學院中有一些不懂漢語的中國問題專家）。而教師的研究興趣仍偏重于中國語言文學和歷史，對中國政治、經濟有所忽視。但是，在既有的學科領域內，還是因應世界學術潮流，不斷進步和發展的。如在本科教學中，強調傳授傳統和現代中國的知識，加大了現代中國知識的內容；在研究方法上，吸收了美國中國學的長處。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注意和社會史相結合；中國史研究，向近現代移行，并伸展到社會經濟史領域。吸收不同學術背景的學者擔任講師，也帶來了不同的學術風格。師資隊伍素質較高，在各自領域都是西方中國學界的佼佼者。

三

80年代后期，牛津大學對現代中國的研究悄然興起，圣安東尼學院(St·Antony's College)成立了現代中國研究所，開展對中國大陸、香港、臺灣經濟的研究。該所雖未列入牛津大學的正式編制，但因努力爭取到各項課題基金，展示了較好的學術發展前景。同時，他們與中國有關部、委建立良好的交流和合作關系，為中國現代經濟管理人才提供培訓和進修的機會，成績顯著。這標志著牛津大學的中國學術研究，從研究傳統中國的漢學擴展到現代中國。

以邵逸夫宣布有意捐資建立牛津大學中國學研究所為契機，牛津大學的中國學術研究力量醞釀著重新整合。1994年，牛津大學決定把東方研究所的中國部分與圣安東尼學院的現代中國研究所組合為中國學研究所(Institute for Chinese Studies)，撥出牛津大學出版社在沃爾頓街(Waltan Street)的一座小樓，為該所辦公、教學、科研場所。東方研究所屬的漢學科，劃歸中國學研究所，實際上就是從東方學學科中獨立出來，升格為系了。在原來的漢學講座教師編制中，先配置中國政治和中國經濟兩個講師職位，已向世界各地招聘。同年9月，搬遷完畢，牛津大學中國學研究所開始正式運作。

杜德橋

杜德橋主攻中國古典文學、宗教和神話，同時對傳統中國社會史也有濃厚的興趣。他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目的不在于闡釋(Interpretation)，而在于探究中國社會為什么有這樣的文學，力圖把古典文學、神話和民俗、宗教、歷史、文物結合起來考察，從文學看社會，從社會看文學。他的博士學位論文，也是他的第一本書，1970年出版的《西游記：十六世紀中國文學發展的研究》( The Hsi-yu chi:A study of antecedents to the sixteenth-centuryChinese novel )，通過對《西游記》早期版本的考證，追溯西游故事的原型和從口頭文學到戲劇到小說的演變過程，考察本土文學的發展。 他對孫悟空來源于印度神猴Rāmāyana的說法表示質疑，認為就算孫悟空確是從印度神猴故事演變來的，還是不足說明它和玄奘取經有什么必要的關聯。為了解開孫悟空之謎，他試圖從中國古代的民俗和考古文物資料中去尋找猴子的社會文化內涵。1978年出版的《妙善的傳說》( The Legend of Miao-shan )，是探討觀音菩薩女性化、中國化過程的作品。 通過對妙善傳說的背景、早期歷史和以后的演變的考察，指出這一傳說和《妙法蓮華經》有直接關系，但又是適應宋代社會需要的再創造。

1983年，杜德橋根據牛津大學教學實踐需要，整理出版了《李娃傳》( The tale of Li Wa:Study and critical edition of a Chinese story from the ninth century )。 這是唐代傳奇《李娃傳》的第一本重要、全面的英譯本。他運用西方學者研究莎士比亞劇作的方法，把各種版本并列，對每一行、每個詞的典故、出處，進行考證和注解，以大量歷史的和文學的資料，拓寬了閱讀和研究的途徑，刻劃其主題特征和系統類型，并對故事形成的時間、環境提出新的看法，又寫了一篇近百頁的導論，特別注意到唐代宗教經典與文學的呼應與和諧，在民間社會文化生活中的意義。

1995年，杜德橋出版新著《唐代的宗教經歷和凡俗社會》( Religious experience and lay society in T'ang China:A reading of Tai Fu's‘Kuang-i chi’ )，從文字的角度研究8世紀唐朝社會變化的動因。 他運用戴孚的《廣異記》，并從《太平廣記》中的唐代志怪故事集中鉤稽有關的資料，重建繁雜的宗教階層成員的生活圖面，作為研究8世紀中國凡俗社會個人生活的一個途徑。他認為唐代宗教階層成員的生活是在與凡俗社會長期的感受經歷中形成的，是凡俗社會的某種折射，因此可以從他們的宗教經歷，考察凡俗社會結構和轉型的特征。

由此可見，杜德橋對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實際上也是對中國古代社會生活史、文化史的研究。在方法上，既是考據詳盡的實證性研究，又是“科際整合”，有一定的理論高度。

從現有教師的陣容和研究生的研究方向看，牛津大學漢學系（俗稱中文系）正朝著從傳統的漢學向中國學轉變。原有的主要教席，在中國語言文學方面，近現代已占重要的比重，華裔學者劉陶陶博士，專攻古、近代詩歌及20世紀中國文學，語音教員干曉允負責現代漢語的教學。在中國歷史方面，晁時杰(Robert L Chard)博士，專攻中國古代史（特別是秦漢史）和宗教；科大衛(David W Faure)博士，專攻中國近代史，特別是晚清和民國時期的社會經濟史。勞拉·紐貝(Laura Newby)博士專攻國際關系與中亞中國。

牛津大學對中國社會經濟史的重視，是從70年代初伊懋可(Mark Elven)擔任中國歷史講師時開始的。伊對中國宋以后的社會經濟史頗有造詣，他的代表作《高水準均衡陷阱說》( The 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The Causes of the Decline of Inventio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Textile Industries )一書，從技術方面探討中國為什么不能象英國一樣在19世紀經濟起飛，認為中國的傳統技術水平已經達到高峰，技術落后造成生產停滯，生產停滯又妨礙技術進步，形成惡性循環，也就是“高水準均衡陷阱”。 此說在西方學界，曾引起廣泛的反響。

科大衛

科大衛于1992年接替伊懋可的教席。他長期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對明清以來的南中國特別是廣東和香港地區的社會經濟史下了很大的功力，搜集了大量族譜、契約、帳簿等民間文獻，研究成果甚豐。1986年由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農村社會結構：香港東部新界的世系與村落》( TheStructure of Chinese Rural Society,Lineage and Village in the Eastern New Territories )一書，對明清香港新界早期社會史作了詳細的研究，通過結合田野考察收集的資料，對村落居民的訪問及文獻的分析，揭示了當地宗族組織、村落組織和村落聯盟的變遷和互動關系，而且從理論上對西方學界流行的，并長期被人接受的關于中國鄉村社會的觀點，提出了挑戰。

大學本科四年的課程設置，旨在幫助學生了解傳統和現代中國的各種不同類別的知識，并接受最基本的翻譯和口語、寫作的訓練。課程主要有古、現代漢語、中國古典文學、中國現代文學、中國歷史等，還可選修中國藝術和考古學、中國對外關系、現代中國政治、中國社會、中國宗教、中國詩歌、日語等。在第二學年的下學期，每個學生必須在一所中國大學進修四個月。

牛津大學實行導師制，每位學生都由一位導師指導安排學習計劃，每周進行一次個人輔導(Tutorial)，即一對一地作報告和評論，進行討論。由于中國學的特殊性，大學課程和個人輔導遠比其他人文學科專業更加繁重。重要的考試有兩次，一是一年級的預考，二是四年級結束時的畢業考。每個學年開始，有一次非正式的考試。

牛津大學的中國學學者近年加強了和中國學者的聯系和交流。教師來中國大陸參加學術會議增多，還派博士生到廈門大學、上海社科院等處作博士論文研究。從1993年開始，邀請中國學者到牛津訪問研究。1994年，由于臺灣原住民博物館提供研究基金，牛津大學已將培養研究臺灣高山族即原住民的人才，開展相關的研究，列入計劃。可以預計，這一學術交流的擴大，會有利于牛津大學中國學的拓展。

牛津大學博德林圖書館的早期藏書，蘊藏有豐富的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的原始資料，明清特別是17、18世紀的商業圖書，是研究中國海洋社會經濟史的第一手資料。最近，該館又用重金購進一批廣東潮汕地區的民間雜書，也頗有價值。古籍藏書也比較豐富，擁有一些如《永樂大典》原抄本等罕見的珍本。對于研究中國古近代歷史和文學，不失為一大寶庫。過去由于人手缺乏，尚有不少原始抄本、文書未整理編目，揭開塵封。舊有書目卡片，按作者姓名字母順利排列，查索不甚方便。近年引進電腦檢索，但僅限新進庫的部分，舊藏書目錄全部輸入電腦，尚需時日。但這畢竟是一個可喜的進步。

1994年，我應邀到牛津大學訪問研究半年，正值中國學研究所建立前后。本文主要依據杜德橋教授和科大衛博士提供的資料，結合前人論述和自己的讀書、觀察寫成的。由于了解不多，評述僅屬皮相，然大致可看出牛津大學中國學變遷的一斑。杜德橋教授和他的同事們計劃推進牛津的中國學，向歐洲中國學研究中心的目標邁進，預祝他們取得新的成就。

本文原刊于 《中國史研究動態》1995 年第 08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