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一詞，起源于我國西周時期，傳說，建立在西周時期之前的商王朝，商業十分繁榮，有著“商葩翼翼，四方之極”之稱。西周建立后，出于習慣，便將從事買賣經營活動的人統稱為商人。

自古以來，由于各個王朝普遍采取重農抑商的政策，商人的社會地位極低，隨著歷史車輪的推進，商業活動日漸興盛，商人才開始掌握社會財富，成為社會上一股舉足輕重的力量。而商幫，則指的是商人們依靠宗族、地域的關系，形成的商業同盟，他們團結對外，克服重重困難，最終開創出了屬于自己的一片天地。而晉商、徽商這兩個大商幫，就是從中涌現出來的佼佼者。他們的興衰榮辱，也見證了中國古代商業發展的過程。

在地域范圍上，晉商泛指整個山西的商戶，而徽商僅指徽州商人，也就是安徽省的歙、休寧、婺源、祁門、黟、績溪六縣，而徽州之外的安徽商人被稱為皖商，實力遠不及徽商，二者并無從屬關系。

在發展時間上，徽商在明朝中后期便已經形成相當的規模，并進入鼎盛期，一直持續到清朝。而晉商則在清朝才真正開始發跡，直到清中期才開始繁盛，從這方面來看，徽商可以算是晉商的“老大哥”。

有趣的是，晉商與徽商都因鹽業而發家。明初，為防范蒙古人卷土重來，時任山西行省參政的楊憲向朝廷上表，建議實行以鹽業為核心的“開中制”，其中規定，商人要獲得“鹽引”(即進貨憑證、銷售許可)，則必須運糧及其他軍需物資至北方邊疆，“以糧換引”，然后憑鹽引到指定鹽場取貨，并在指定地區銷售。而山西境內的河東鹽場自古便是產鹽重地，再加上地處邊境，山西商人便迅速崛起。120年后的弘治五年，戶部尚書葉淇提出，商人可以到內地的鹽運司納糧換取鹽引。這項新政促使地處江南的徽商崛起，在短時間內便可與晉商分庭抗禮。

然而，兩大商幫的“主營業務”也有所不同。晉商大戶基本上都是靠販鹽起家的，待到生意做大以后，開始將生意涉及到了北方所需的糧、鹽、棉、茶葉等業務。晉商形成規模后，開始主打票號生意，專門匯兌銀票，后來才逐漸增加了存貸款等業務，類似于早期的銀行。徽商經營鹽、木材、絲綢等方面，雖然也主打金融類業務，主營的卻是錢莊。錢莊出現于明朝中期，主營存貸款業務，更接近今天的銀行。和票號動輒上百萬的投資不同，錢莊規模較小，但卻遍布江南一帶。

在招聘人才方面，兩大商幫的選擇角度也大有不同。晉商在選擇經理人時，主要看重的是此人對局勢的把握能力、商戰的權謀能力。由于晉商的東家是將生意全權委托給經理人的，因此他們格外看重經理人的膽識和創造力。而徽商的東家們則不同，他們對經理人的財務管理能力更為看重，即“舉資負授諸掌計者，坐受成”。

對待教育，兩大商幫的態度則是截然相反的。晉商家庭并不在意自家子弟能否考取功名，以至于各大商賈家中天賦異稟的子弟在幼年時便開始學習經商之道，讀書變成了“副業”，而走上科舉道路的往往是那些被認為是天資較差的孩子。就連雍正皇帝都曾經對山西這種不重讀書的風氣頗有成見。而徽商則完全相反，僅明代一朝，徽州就出了392名進士，其中僅歙縣就出了狀元5人、榜眼2人、武榜眼1人、探花8人。商戶們家中的子弟自幼便進學堂學習四書五經，那些生性頑劣的孩子才會被安排去經商。在惠州商人致富后，還會在家鄉修建官學、書院、私塾，為家鄉的貧困子弟提供更好的讀書環境。正因為如此，徽州被世人稱為“東南鄒魯”、“程朱闕里”。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歷史文化背景不同，晉商在用人上秉承著“用鄉不用親”的觀念，而徽商則剛好相反。晉商是一群十分重視家鄉的人，無論在多遠的地方做生意，他們的家都在山西，功成名就之后也會回到山西。正因為本著這份對家鄉的深情，晉商在選人上也常以同鄉為主。而徽商受到中原大遷徙的影響，家鄉觀念相對比較淡薄，生意做到哪里，就在哪里生根發芽，因此，徽商選用的人才也大多來源于同族親屬。

封建王朝雖然抑制商業的發展，但商業的興衰依舊象征著國家的強弱，商業興盛則國家富強，商業凋敝則百業凋敝。因此，商幫文化也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晉商和徽商留下的“重誠信、講道義”等的經商之道，雖然聽上去樸素，但卻也成就了興盛百年的兩大商幫，值得后世人去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