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傅安平
大家都知道，中國頂著各種頭銜的圣人很多，但實際上，真正意義上的圣人是沒有的。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圣人的概念本來就是一個完美、至善的理想，而現實中的人不可能有完美的。中國更不會認可神話人物或宗教傳說中的人物為圣人。
幾千來來大家最公認的“中國圣人”孔子自己都講過，“圣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孔子自己都不承認自己是圣人，也不相信在現實中能見到合乎標準的圣人。孔子的看法在當時非常難得，反對了盲目虛夸的神圣崇拜，尊重了人的客觀現實性。至于中國歷代出現的其他的那些所謂“圣人”，基本上是各行業流派的鼻祖或杰出代表，稱不上能被人們普遍所公認的圣人。
那么孔子為什么就能從那么多“圣人”中脫穎而出，成為大家最公認的“中國圣人”呢？如果中國確實需要推崇出來那么一位圣人的話。要知道，孔子在世時，實際上可沒那么風光，名望也有限，算不上時代最前沿的風云人物。他的一生，大多數時間居住在遠離時代漩渦中心的次弱國家魯國，連秦、趙等強國的土地都沒踏上過。他到齊、楚都不受權臣甚至百姓待見，屢屢遇阻倉皇而歸，道窮計盡。
可以說，由于從小受到居住國魯國文化的深深影響，孔子對時代最前沿的斗爭、發展趨勢，應該沒能和其他的一些俊杰人物那樣看得那么透徹睿智，經世用謀的手段也很欠缺，并不高明到位，連本國的小小仕途都不能掌控在手。
但就是這么一個身處弱國的士大夫，卻成了中國人心目中最公認的圣人，這是為什么呢？
關于這方面問題別人已有很多總結。
我個人認為，這主要可以歸于以下四個大的方面的原因。
（一）文教業績
孔子三歲喪父，自小家貧，為謀生從事過多種職業，二十幾歲就首創私學開門授徒，接觸的社會環境比較廣泛，這為他的好學卻不能像貴族子弟一樣接受專門教育提供了另一種求知上升的途徑。孔子憑著對求知的執著，堅持不懈而又謙虛地向所有人請教，從社會現實中到處發現學問，不斷總結，“圣人無常師”，從而獲得淵博知識。他晚年潛心著述，編成“六經”傳于弟子和后世，成為中華文明的基礎核心文化。孔子自己很謙虛，把他所做的劃時代的文化貢獻，稱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不認為是他個人的創造和成就。
比如孔子使用“雅言”教學，“雅言”就是孔子從各地方言中總結出來的通行標準話，相當于當時的“國際普通話”。“雅言”教給三千弟子，傳于四方，對當時社會交流和文字著述的促進作用難以估量，這只是孔子文教業績中的一個小例子。
文化教育的對像是人心，創造的是人類文明。文教工作是造福于歷史的基礎事業，超越了一朝一代的限制。作為總教師爺的孔子，所以能在歷朝歷代都能收獲下至平民、上至帝王無數最忠實的擁護者與宣揚者。
（二）仁道理想
孔子推崇的仁道，是直指人心修養的、非常理想化的一套思想體系。怎么用客觀的標準來評價衡量孔子的仁道理想呢？我們可以通過同時期的一個例子看出來。
商鞅，戰國時期最偉大的政治家、改革家，也是一位思想家，奠定了秦國的走向強大和統一之路。當初，商鞅從衛國投奔秦國，第一次進見秦穆公時，要講他的政治主張是吧？他給秦公講的就是“帝道”，這其實就是接近于孔子的“仁道”，但是秦公不接受帝道，一句也聽不進，認為商鞅是個“妄人”，異想天開，根本不著調。秦公對商鞅的這次評價，其實就是接近于當時最開明、最實用的君主政治家們對孔子的評價，孔子的仁道理想不合時宜。
商鞅第二次見秦公，退而求次，講“王道”，秦公還是不聽。商鞅爭取到最后一次機會，見到秦公，只好放棄以前幼稚的政治理念，給秦公講“霸道”，秦公才饒有興趣，最終聽任啇鞅改革變法，秦國走上強大之路。
這件事說明孔子推崇的仁道雖然必定失敗，但比秦國稱霸圖強所釆納之霸道，要高明兩層境界，商鞅也曾想努力實現仁道，但求之不得。所以商鞅的豐功偉績、商鞅的夢想實現了又怎么樣？秦國稱霸了又怎么樣？那其實不是他真正想要的，商鞅原本也是一個偉大的思想家啊。
（三）實踐精神
孔子的仁道理想高于現實，難以實現。但孔子既然推崇它，就沒有像商鞅等人那樣只是嘴上說說心里想想，關鍵時候可以棄更自己的理想，去實現君主的夢想。孔子堅持踐行其理想，“明知不可為仍為之”，沒有向現實妥協，沒有為君主易志，這是他的最可貴之處。
孔子是知道他的理想難以實現的，“道之不行，已知之矣”。當世不理解他的百姓隱士都嘲笑他，不接受他的君主權臣都鄙棄他。他自己向天而嘆，說“天下如果太平有道，我就不用這樣勞勞碌碌了”，他就是沖著天下無道去的，在無道的世界去建立至公無功的成就。
（四）和的宗旨
我覺得還有一點很重要，不可缺少，就是其他很多圣人偉人的思想學問都是用于競爭勝出，都會難免樹敵，被人詬病。子貢就講商紂的不善原本沒有那么傳說的那么厲害，秦始皇也是，被人故意詬病就難以流傳好的名聲。但孔子的思想不是為了某一方競爭勝出，他追求“和而不同”的共存境界。他基本上沒樹什么根本性的敵人，他的一生雖然風風雨雨，最后還能壽終正寢，受人尊仰。
《論語》中就記載，衛國君有次向孔子請教打仗的學問，孔子就直接說“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馬上離開了這位“心懷不仁”的君主，和這個不仁之國。
而其他的一些所謂“圣人”們，“智圣”老子、鬼谷子們是自保的技，避開亂世活得很撇脫；法家是嚇人的技，重于刑吏與利誘；“兵圣”孫子是殺人的技；縱橫家們是惑人的技；“武圣”關公側重于忠義，然對君主忠義者未必是對天下百姓仁義。他們很多人在世時就樹深仇結大怨，后來結局也不好。更棄了仁道理想的商鞅也是個人結局悲慘。他們都無法與孔子相比仁者之名，這是孔子和其他時代風云人物的一個很大區別。
在和弟子們“各言其志”時，孔子就說他的愿望和曾點的看法一樣，希望天下春風太平，老幼皆安，如此簡單，沒有個人的雄心壯志。
當初鬼谷子、荀子送走那些躊躇滿志的學生們時，就應該和菩提老祖一樣多叮囑他們一句：出去以后萬一闖出禍端來,千萬不要把為師的名字說出來。
中國圣人的最高標準，應該在于其可指引萬世的道德哲學與人格精神，而不是現世中的一時之功。追求現世的功績而隨便降低道德標準恰恰最不入“圣人”之眼。
孔子作為圣人最偉大的，其實也不是他已經完成的事跡和著作，最偉大的是他的還沒有實現的理想，和堅持追求不可實現的理想的精神，就像千里馬最偉大的不是因為它一定能日行千里，千里馬最偉大的是它有千里之志，而不在槽櫪之間。
圣人的理想是一盞高掛的明燈，正因為難以到達，所以仍然值得后人以之為可鑒，繼續為之努力。
也只有在周朝之后，在周公治理過的地方，才會在后世產生孔子這樣的圣人，圣人實際上非一時一代之功。
【作者簡介】傅安平，1974年生，湖北黃岡人，工學本科。現自由職業，業余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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