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瑞典文學院公布：今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是中國作家——莫言！

整個中國都懵了：莫言是哪位？

一時間，“莫言”倆字的搜索熱度直線飆升，還出了個段子：

獲得諾獎后，莫言上臺領獎，臺下議論紛紛。

莫言發表獲獎感言，一開口就驚呆眾人：My Chinese name is “shut up”!

臺下頓時安靜了！

莫言也徹底紅了，他的走紅引發了兩種極端：

有人瘋狂追捧他，甚至跑到他舊居去“拔蘿卜” “搬磚頭”；

也有人黑他詆毀他，說他只會瞎寫，丑化祖國，是“民族的敗類”！

這話說得很嚴重，但莫言忍了，他從小就特別能忍。

可他沒認，而是如同一個看戲人，冷眼旁觀“小丑們”上躥下跳，還從容地擦干凈身上的臟水，讓小丑們感覺好沒意思，慢慢閉了嘴。

01

莫言的“能忍”是與生俱來的。他原名管謨業，1955年出生于山東高密一農民家庭。

那是中國最貧窮饑餓的年代，在莫言的村子里，一天能餓死18個人。

莫言家里十幾口人，每次開飯他都要搶，怕餓肚子，怕姐姐的紅薯干比自己的大。

吃完紅薯干，就只剩下野菜團子了。那粗糙、扎嘴的黑色玩意兒，莫言邊吃邊哭。

那時他就想：

“什么時候能飽飽地吃上一頓紅薯干子，我就心滿意足了。”

5歲那年，村里能吃的東西都吃光了。莫言餓得只剩皮包骨，偏偏肚子如灌了水一般大！

他吃樹葉、啃樹皮、吃土，把煤塊嚼得嘎嘣作響，還說那是“世界上最好吃的東西”。

莫言家庭成分不好，小學五年級就被迫輟了學。當時辦人民公社，他太小，力氣不夠，只能去放牛羊。

牛羊在山坡悠閑地吃草，莫言卻捧著手里的野菜餅子，小心翼翼地，一口一口舔著吃，生怕掉下一點碎屑。

孤獨如影隨形，落日余暉將他瘦小的身影拉得老長，活像個佝僂的小老頭。

多年后，莫言回想起那段挨餓的經歷，總覺得有點魔幻，不像真事兒，但確確實實是真事兒！

海明威說“不幸的童年是作家的搖籃”，現在想想，莫言之所以能寫出那么“殘忍”的東西，不過是因為太真實罷了。

他把自己親身經歷的不幸打落牙齒和血吞，無需添油加醋，只原原本本剖白在讀者面前，便讓殘忍來得那么赤裸裸。

那時候，莫言的鄰居是個中文系的大學生，他說他認識一個作家，寫一本書就有上萬稿費。

作家每天吃三頓餃子，還是肥肉餡的，咬一口，肥油滋滋地往外冒。

莫言不相信：“別吹牛了，怎么可能有人富貴到每天吃三頓餃子。”

大學生白了他一眼，喊道：“人家是作家！懂不懂？作家！”

肥肉餡冒油的餃子哎，給莫言羨慕死了。他捂著肚子，吞吞口水，心想：

“我長大了也要當一個作家！”

02

莫言從小就迷戀會講故事的人。

他喜歡聽人說書，每次在集市上聽了快板書，就回家給父母講。

深夜，油燈昏暗，媽媽在燈下做棉衣，莫言滔滔不絕地講著聽來的故事。

有時記不清了，就自己瞎編，編得有頭有尾，很是精彩。

媽媽卻很擔憂：

“兒啊，你長大后會成為一個什么人呢？難道要靠耍貧嘴吃飯嗎？”

嘴上擔心，行動上卻很支持。媽媽不希望孩子將來成文盲，賣掉了結婚時的首飾，給他買了4本《中國通史簡編》。

1976年，莫言參軍入伍時，就帶著那幾本《中國通史簡編》。

活到21歲，莫言才終于跟饑餓道了別。

當兵后第一頓飯，一籠雪白的小饅頭端上桌，莫言一口氣吃了八個。

炊事班長驚呆了，對司務長說：“這下壞了，來了大肚子漢了！”

司務長卻說：“沒關系，吃上一個月就吃不動了。”

果然，一個月后，同樣的饅頭，莫言最多只能吃兩個了。

肚子不餓了，莫言照樣沒忘了當作家的事兒，開始汲取精神上的養分。

擔任圖書管理員時，莫言如饑似渴，看遍了圖書館1000多本書，什么《邏輯學》《資本論》……

他牙口好，再難啃的書，也能啃得津津有味。

他還開始寫文章了，用筆頭講故事，講得特好，老天爺賞飯吃的那種好。

1984年，著名作家徐懷中在解放軍藝術學院創建了文學系。

看到莫言的文章后，覺得“小伙寫得不錯”，就給了他破格參加考試的機會。

天上掉餡餅了，還是肥肉餡的，滋滋冒油。莫言接住了，死死攥在手里，說什么也不肯撒。

徐懷中曾說：

“到軍藝文學系深造，就是插下一根筷子，也能長成一片樹林。”

果不其然，兩年后，莫言就因為一部《紅高粱家族》，一舉成名。

小說被張藝謀拍成電影后，不僅斬獲了國際大獎，更讓“妹妹你大膽地往前走”傳唱至大江南北。

因為《紅高粱》，人們知道了莫言，知道了“高密東北鄉”——一個貧窮、鄉土、野蠻卻熱血的地方。

莫言是土生土長的高密人兒，活得像野草般頑強、能忍、充滿生命力。

只要野火燒不盡，春風便能吹又生。

03

高密孕育了莫言，也孕育了他筆下一個個鮮活的角色。

莫言的很多小說都是在高密寫出來的。

在軍藝讀書的時候，同學間流傳著一句話：“就怕莫言回高密，一回來肯定帶回一重磅炸彈！”

這話不假，莫言是農民的兒子，他最擅長寫的有兩種：一是土地，二是人。

冬天，老家沒有暖爐，莫言就裹著棉大衣，穿著棉鞋，戴著棉帽、手套，窩在廂房里寫作。

寫著寫著鼻水就流下來了，一哈氣眼前蒙上一層霜。耳朵上、手上都生了凍瘡，一碰就流黃水。

艱難的環境莫言忍了，而且忍得很快樂。

他覺得自己腦子特別清楚，就像一塊透明的冰，想寫的東西就在冰塊上印著。

1990年，莫言寫不出東西了，心里很苦悶。

老家院子里種滿了葵花，葵花里有很多大黑蒼蠅。莫言一邊打蒼蠅，一邊想著怎么突破自己。

一回到故鄉，莫言就像回歸了大海的魚，靈感汨汨地向外噴涌。

他寫得好的作品，大都是一鼓作氣：

《天堂蒜薹之歌》20萬字，莫言寫了一個月；

《豐乳肥臀》50萬字，寫了83天；

《生死疲勞》46萬字，只寫了43天……

寫到興奮了，筆桿子跟不上腦子的速度，莫言恨不得自己生出三頭六臂來。

他太投入了，家人在窗外都能聽到他腿哆嗦、喘粗氣的聲音，可他自己意識不到。

就這樣，一段段文字在莫言筆下流淌。

農民的兒子莫言，也因為“展現了一個被人遺忘的農民世界”，被推上諾貝爾文學獎的巔峰。

他受到了無數爭議，同時被鮮花和石頭砸到頭暈目眩。

可他依然能忍，微笑著從鮮花和石塊中鉆出來，擦干凈身上的臟水，擲地有聲地告訴世人：

“對一個作家來說，最好的說話方式是寫作。

我該說的話都寫進了我的作品里，用嘴說出的話隨風而散，用筆寫出的話永不磨滅。

我希望你們能耐心地讀一下我的書。”

04

并不是所有評論，都能“實事求是”，絕大多數時候，都是“人云亦云”。

有一次，記者采訪莫言，說他小說寫得過于殘酷，像《檀香刑》只翻了幾頁，就不敢看了。

莫言直接挑明該記者根本沒看過《檀香刑》，因為里面被認為“殘酷”的描寫，二百多頁之后才出現。

莫言不氣不惱，只溫柔地反抗：

“記者朋友從來不看書，卻要評書論書，這是半開玩笑的話，你不要認真。

但你發表時不要刪去這段，我們這些作家，被你們這些記者像橡皮泥一樣，捏了幾十年，好不容易鼓起勇氣說幾句反駁的話，希望你們也有點雅量，不要刪改。”

三人成虎的指點，莫言見多了。

自從成為第一位中國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7年來，他的一舉一動，都在大眾的焦點下。

得獎后，莫言轉了全球幾十個城市，參加了幾十次講座，提了幾千次字，簽了幾萬個名……就是沒時間寫作。

甚至一整年里，他都沒能好好讀上一本書！

有人說莫言功利了，飄了，其實他只是更清醒地認識了這個世界。

莫言曾說過：

“人類社會鬧鬧哄哄，亂七八糟，燈紅酒綠，聲色犬馬，看上去無比的復雜。

但認真一想，也不過是貧困者追求富貴，富貴者追求享樂和刺激——基本上就是這么一點事兒。”

他說得直白，寫得真實，反倒為人所不齒了，這是哪門子道理？

不過莫言就是莫言，從他把管謨業的“謨”字拆開，給自己起了“莫言”這個筆名以來，他便活得足夠明白。

“是非混雜之地，君子謹言慎行，與其一番閑談生煩惱，不如細讀兩行書。”

在云端飄了7年，莫言其實很累了。

他只盼著中國什么時候能再出一個諾獎得主，這樣大家就不會老盯著他，他就可以躲到一旁安靜地寫作了。

他說：

“如果沒有諾獎插了一杠子，新作早就出來了，現在怕給父老鄉親丟臉，總是再想想、再修改一下，越想寫好就越寫不好。”

他從得獎第二天就想著怎么能打破“諾獎魔咒”，他會焦慮，會有“不能砸了牌子”的顧慮。

但他更懂得慢慢來，不著急，靜觀其變，順水推舟。

05

被罵“功利”的莫言，其實活得很簡單。

北京師范大學專門給他留了一間辦公室，每天早上，莫言就騎著一輛破二八式自行車，來辦公室坐班，喝茶，看書，一待就是一天。

他覺得自己跟大多數人沒什么區別，對人類精神也貢獻甚少。

如果非要說他有什么了不起，大概就是打破了作家的神秘感吧——

一個頭頂“地中海”，又胖又丑的小矮個兒，竟然是“中國著名作家”，也是很接地氣兒了。

就像有一次在南京簽售，右邊是劉墉，左邊是韓寒，倆人的簽售隊伍都排得老長。

韓寒的書粉大多是少女，劉墉的隊伍大多是少婦，只有莫言，不到一小時就簽完了。

扭頭一看，劉墉和韓寒的隊伍還排得老長。

莫言樂呵一笑，拍拍衣服，起身走了。

他一向信奉“矮半頭”哲學：

“做人要謙虛謹慎，夾緊尾巴，別張揚、別咋呼，別有一點點成績就覺得世界盛不下你了。”

所以當書房“一斗閣”被人曲解為“天下才華十斗，吾獨占一斗”的意思后，莫言簡直無奈到跳腳！

近兩年，莫言又重新開始發表作品了，“諾獎魔咒”似乎正在破冰。

他還愛上了寫毛筆字，辦起了書法展，結果被罵到發微博“求放過”，莫言真是一如既往地慫！

他澄清，他自嘲：

“辦這個展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在這個鍵盤時代，給大家充當反面教材，喚起大家用毛筆書寫的熱情。

希望大家有個認知：

連莫言那樣的丑字都可以掛出來展示，我們比他寫得好，為什么不展示？”

他放低姿態，忍受攻擊，反思自我，用打太極的手法以柔克剛，看似“好欺負”，其實離大師的境界，差得也不太遠了。

06

莫言講過兩個故事，聽懂了這兩個故事，也就明白了他為何這么能“忍”。

一個是莫言記憶中最難受的故事，眼看著母親被人打。

那時候家里吃不飽飯，母親去集體地里撿麥穗。看守的人來了，別人一溜煙跑遠了，母親卻因為跑不動被抓。

看守人沒收了麥穗，打了母親一個耳光，吹著口哨揚長而去。

母親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臉色蒼白而絕望。那一幕，莫言終生難忘。

多年后，白發蒼蒼的看守人在集市上與莫言相遇。

莫言沖上去想找他報仇，母親卻拉住他，平靜地說：

“兒子，那個打我的人，與這個老人，并不是一個人。”

一句話，令人肅然起敬。

另一個故事是：歌德和貝多芬在路上并肩行走，對面來了國王的儀仗。

貝多芬昂首挺胸，在儀仗隊前挺身而過；歌德卻退到路邊，摘下帽子，恭敬肅立。

年輕時，我們都覺得貝多芬了不起，歌德太懦弱。可年紀大了，經歷多了，就明白：

像貝多芬那樣做并不困難，可像歌德那樣尊重世俗，懂得避讓，反而需要更大的勇氣。

畢竟“忍一時風平浪靜”并非軟弱可欺，“退一步海闊天空”的肚量，更不是誰都有的。

世事猶如書籍，一頁頁被翻過去，令人驚覺莫言的“能忍”一直在線：

他餓肚子的時候忍，母親被打的時候忍，寫東西艱難的時候忍，得獎被罵的時候忍……

忍著忍著，突然有一天就釋懷了，不計較了，心胸開闊了。

就像寒山曾問拾得：“世間有人謗我、欺我、辱我、笑我、輕我、賤我，如何處之乎？”

拾得笑曰：“只要忍他、讓他、避他、由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過幾年，你且看他。”

而活到莫言這個份兒上，罵不罵欺不欺的，他早就懶得去介意了。